安妮失学受瞩目 张林民主坎坷路(图)
——看中国专访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张林
【看中国记者贾阔采访报导】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张林的十岁女儿张安妮近期被迫失学的遭遇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看中国记者日前电话采访了张林，他向记者介绍了他个人一生追求民主的坎坷之路和安妮失学的经过。
大学时组建社团
张林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于1979年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
张林告诉记者，“在我上初中12、13岁的时候，就觉得灌输的那一套唯物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很荒谬，我与这些理论格格不入。经常和政治课老师辩论，也多次被赶出教室。所以在我1979年到了清华念书的时候，很快进入到一种更深的思考当中，然后有幸的又接触到西单民主墙，我经常到那里去看文章、买杂志，回去后和同学们分享。在西单民主墙被彻底取缔后，又爆发了校园民主运动，我又很热烈的参与到其中，帮助一些候选人进行竞选，那时我才17岁。”
张林与前妻、女儿合影
“随后我组建了一个学生社团‘清华大学历史地理学社’，1981年这个社团已经成为清华人数规模第三大的学生社团。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沿着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人活着首先是要有一个思路、一个想法、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不能像动物一样仅仅是为了吃穿。在这个基础上，我认真的观察中国社会的问题，深刻的去思考，逐渐形成了我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发现现实社会很荒谬。”
组织民主运动 六四入狱
“在那之后，我很快就走入了民主运动，86年我在蚌埠建立了一个民众自发的组织‘舆论沙龙’，一直活动到六四，被当成当地最反动的组织被镇压。88年我在广东，云南从事民主运动。89年我成为蚌埠民运的主要领导人，建立了多个组织，如‘绝食团’、‘市民联合会’等，当时的高自联其实也是我指挥的。之后我被关进监狱，当时他们起诉我的罪名有五条：反革命宣传罪、反革命破坏罪、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破坏社会秩序罪和破坏交通秩序罪。他们罗列这些罪名就是想随时把我枪毙，当时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打算。”
1989年，张林因组织和参与民运，被判刑两年。张林在狱中染病，他说：“后来患了重病，末梢神经炎，最严重的时候，下颚以下全身麻木，而且还疼痛。尤其是手指尖和脚趾尖，比牙疼还厉害，是不间断的剧痛，每天疼十几个小时。这是由于当时狱中的饮食和环境造成的，我几乎差点死掉，后来得以保外就医。如果不是这个病，我可能要在里面呆很多年。”
“出来后我继续从事民主活动，90年在北京再次被捕，当局以流氓罪的荒唐名义把我劳教三年。我在那里面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绝食，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一度流亡美国
“在那三年里，在死亡在线挣扎了很多次，97年在从劳教队出来以后，我仍旧从事民主活动，突然有一天当局对我说，有好消息，可以去领一本护照去美国。后来才知道当时是江某为了改善国际关系，在访问美国之前释放几个政治犯给国际社会装样子看。我就在那个中美互动的特殊时期，幸运的到了美国。
在流亡一年后，感觉海外民运圈里非常复杂，而且处在争吵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令我非常伤心和失望。1998年我返回中国大陆，随即又是被逮捕关押。”
无悔前行的小卒
张林在对自己从事民主活动33年来的历程和感受总结到：“在我13年的牢狱生涯中，我始终是抗拒被奴役，我可以做政治犯、良心犯，但我决不做奴隶。”“不论是付出多大代价，我感觉我是在践行一个做人的实践，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人，不是一个奴隶。我要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按照自己的愿望走自己的道路。同时我要把中华民族从目前的状况中尽可能的早日摆脱出来，走上一条有希望的，能够向着自由、向着尊严、向着道德的目标前进。这也是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形成的一种理想。不管我为这个理想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不管我有多大能力或做出多大贡献，我觉得我就像象棋盘上的卒子一样，每天都在拱，一直拱了30多年，我对我自己感觉还是满意的。”
妻子离异 无家可归
两年前，张林的妻子因不堪忍受长达9年的被监控的生活，患上了恐惧症，不得不与张林离婚。张林担心妻子未来的生活，把家里唯一的财产一套小房子分给了妻子，他与两个女儿净身出户。张林从此拖着因长期坐牢而患各种疾病的身躯照顾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异常艰辛。
在张林的大女儿考上安徽合肥的农业大学后，为了一家三口能有个照应，张林渴望能够搬到合肥去。当张林的朋友得知这个情况后，把在合肥的农业大学附近的一套空房借给张林暂住。今年年初，张林一家三口搬到了合肥相依为命。
女儿安妮被株连失学
今年2月27日，在张林十岁的女儿张安妮办理了转学手续刚刚入学不久的琥珀小学里，安妮被四名不明身份的大汉强行非法绑架，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里20多个小时，没有吃喝，不许通知家属，也不被告知父亲的下落。之后，张林和女儿安妮被强行押送回了老家蚌埠张林前妻的住所。
4月7日张林父女俩被20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声援者和律师朋友们从蚌埠被监禁的家中营救出来，返回到合肥办理安妮的复学手续。张林说，“在被驱逐出合肥的住所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固定的住所，就是和网友和律师们住在一起。在蚌埠时我们遭受了一个多月的软禁，并要求不能离开蚌埠。在蚌埠其实也是暂住在前妻的家中，因为前妻不忍看到我们流落街头。在被律师和网友们从蚌埠营救出来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琥珀小学附近的家春秋旅店里。”
4月8日在张林送女儿返校的过程中，遭遇到十余名警察的围堵和阻拦，同时学校迫于当局的压力，以无法保障安妮的安全为由拒绝安妮在琥珀小学的继续学习。
张林向记者介绍，“琥珀小学一直找一些理由，说转学手续中的一些文件还没有提供。但事实上，按照教育法和安徽相关的教育规定没有要求非要提供那些文件。其实入学的手续已经办理了，只是学校需要到教育局加盖一个公章。不存在他们说的那些问题，他们之所以中断安妮的学业，就是因为受到当局的胁迫。”
张林认为，今年2月份接受境外媒体关于民主问题的采访可能是导致近期他和他的女儿遭受当局打压的真正原因。他感叹道：“我觉得在21世纪这样的事情能够公然的发生，太不可思议了。我从事民主活动已经有33年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亲人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株连。以前被抓进监狱，家人为我担心、焦虑、伤心、难过，都是间接的对他们构成伤害。这次直接了当的对我的女儿进行伤害，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自从安妮被绑架以来，一个半月了，我每天生活在一种很不正常的情绪和状态中。”
外界声援 当局恐慌
十岁女孩安妮被迫失学的消息传出去后，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有超过500多名不同职业的人们赶到合肥声援。声援者们在琥珀小学外面的小广场上对当局侵犯孩子的受教育权进行抗议。在校方、教育局和公安机关的一再拖延和不作为的情况下，声援者们的抗议活动升级，在小广场上搭起了帐篷、拉起了抗议的横幅，进行接力绝食抗议并进行演讲、烛光晚会等活动。同时全国各地的律师也纷纷赶到合肥组成律师团为张林父女在法律上提供援助。
张林说，“我们大家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骚扰。很多身份不明的人在我们住所的附近转来转去，后来在旅店的走廊里转来转去，不时的敲每个人的房门，甚至到了凌晨3点多仍然进行骚扰。后来江天勇、唐吉田律师实在无法忍受了，向他们询问身份来历，并警告他们的骚扰行为，在经过一翻斗争后，他们才离开。第二天监视的便衣更多了，到处都是，而且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冲到我们的群体里寻衅滋事，差点发生严重的冲突。”
“第三天，相对进入了平静的状态，我们每天到小学外的翠竹园里进行接力绝食抗议，来自各地的教师和博士们还为安妮补课，同时我们还召开了一些研讨会，讨论人权问题，谈论孩子的教育权问题，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公权力应受到制约的问题等。”
“虽然从第三天开始，当局不在对我们进行贴身的跟踪和面对面的挑衅，但是他们在暗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蚌埠、芜湖、阜阳几个城市的国保都集中到了合肥。对各地来声援的人们进行威胁，胁迫他们离开，很多情况他们都是通过威胁声援者的家庭成员，让人们被迫返回自己的家中。其中来自阜阳的李慧，她的家人遭受的威胁最严重。”
强行清场 父女押回蚌埠
3月16日上午9时许，安徽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察，7、8辆中巴和数辆警车，将张林父女和众多的声援者们包围，采用无线电干扰设备屏蔽了所有在场人员的手机信号，对抗议活动的现场和声援者们下榻的宾馆进行了清场。其中几十人被捕，上百人被驱散，声援者们的帐篷和抗议的条幅被拆除，被捕的人们至今下落不明。现场只有大批的警察还在原地看守。
当记者再次获得张林消息的时候，他和女儿安妮已经被再次押送回了蚌埠老家前妻的住所，而且获悉张林在被抓捕的过程中，被抓破和扭伤。
记者试图再次和他通话，已无法接通，张林给记者的留言是“警察就在旁边，无法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