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北大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热血青年女学生,投向延安,成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据说还与习仲勋夫人是闺友。文革开始时,聂无梓已经升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不久,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首次锒铛入狱。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有资料说她死于1994年。有资料说到2004年时,她还默默顽强的活着。不知道孰假孰真。

北师大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1965年作为调干生到北师政教系学习。她是文革期间砸烂曲阜孔庙的主要人物。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妇产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时年45岁,没有结婚。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得病这件事情。有资料说,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谭厚兰做出作“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的结论。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说这些就显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抛头露面,拉起队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北航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清华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他的行为给毛泽东出台“我的一张大字报”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还要为“清华百日武斗”负主要责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这五大人物的命运应该说毫无例外,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侯,必需随时为任何时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牺牲,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命运甚至不会引起人丝毫的怜悯。人的生命价值低下到这个程度,就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这种体制。

附:塘格木传奇

83年被判刑后,蒯、韩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这里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刚到时,农场分给他们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巾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接着,林彪、江青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夸大这个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扩大范围。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事件后,林彪又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李震(时任公安部长)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文化大革命史》)

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

文革开始后不久,清华园内即分为两派,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沈如槐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从3月底开始,“井冈山兵团“围困“4•14兵团”100名红卫兵近两个月,直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结束了“百日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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