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北大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热血青年女学生，投向延安，成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据说还与习仲勋夫人是闺友。文革开始时，聂无梓已经升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不久，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首次锒铛入狱。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有资料说她死于1994年。有资料说到2004年时，她还默默顽强的活着。不知道孰假孰真。
北师大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1965年作为调干生到北师政教系学习。她是文革期间砸烂曲阜孔庙的主要人物。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９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妇产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时年45岁，没有结婚。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得病这件事情。有资料说，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谭厚兰做出作“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的结论。人都死了一年多了，说这些就显得有些可笑滑稽。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抛头露面，拉起队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北航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清华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他的行为给毛泽东出台“我的一张大字报”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还要为“清华百日武斗”负主要责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这五大人物的命运应该说毫无例外，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侯，必需随时为任何时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牺牲，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命运甚至不会引起人丝毫的怜悯。人的生命价值低下到这个程度，就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这种体制。
附：塘格木传奇
83年被判刑后，蒯、韩二人先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押解离京。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险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节火车车厢，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们和几个重刑犯赴中国第一劳改农场——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服刑。
塘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省共和县境内。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特适合于做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县城，守住了这条道，任凭犯人跑吧，几天几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塘格木劳改农场很大，约有数千名犯人在这里服刑。犯人们大都是刑期较长的刑事犯和年龄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国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杀人的，强奸的，图财害命的，抢劫、盗窃的，贪污巨款的……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许多是死刑犯和死缓犯、无期犯。许多人可能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一直到死。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这里没有汽车尾气，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绿色食品，真正的一个世外桃园。这里只缺一样东西——自由。
刚到时，农场分给他们每人十几只羊，一头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赶回农场围拦里。尽管跑出去必死无疑，但农场仍然有铁丝网和哨兵看守，只不过没人敢往外跑而已。从此，蒯大富、韩爱晶他们每天早上拿着鞭子，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们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诗为证：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举牧羊鞭。
世上风云多变幻，
荣辱弹指一挥间。
就这样，蒯大富、韩爱晶当了一段牧羊人。后来，农场子弟小学缺少教师，蒯、韩二人便当了代课老师，不再放羊。韩爱晶曾说过，历史上，没坐过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无怨无悔。人间的世态炎凉，酸甜苦辣，启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热的头脑，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
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巾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接着，林彪、江青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夸大这个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扩大范围。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9.13”事件后，林彪又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李震（时任公安部长）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文化大革命史》）
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
文革开始后不久，清华园内即分为两派，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沈如槐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从3月底开始，“井冈山兵团“围困“4•14兵团”100名红卫兵近两个月，直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车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产业工人1500多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结束了“百日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