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必须有担当 中共必定要灭亡”(图)

中国大陆异议作家郑贻春

中国大陆异议作家郑贻春在2004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政府关押七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最近对在家养病的郑贻春进行了专访，这是郑先生自2011年出狱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记者：您在2004年年底被捕，一直到2011年年底才被释放，是迄今中国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后，坐牢最长的人之一。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您失去自由的这段时间里，最让您觉得难熬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在铁窗里度过这么多日日夜夜的呢？

郑贻春：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为了实现民主而身陷囹圄，为了追求人权而遭受迫害，这些恐怕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先锋知识分子，所必然遭受的宿命。因为在中国大陆，政治环境非常恶劣，所以，象我们这些人必须遭受这样的挫折，这是预料之中的。象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等这些人（一样），为了追求自由必须付出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

记者：2005年12月，您与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拉宾先生共同获得首届“希尔德布兰特”国际人权大奖。人们认为您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英雄。那时您正在狱中，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郑贻春：我很受鼓舞，因为拉宾先生作为以色列前总理，通过推动中东和平而推动了世界和平，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为世界和平确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此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和赞同。我能荣幸地和拉宾先生同获国际人权大奖，这证明了我从事的事业同样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定，同样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当然，这个奖项并不仅仅是颁发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通过我，对为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事业作出过相当贡献的人的认定，也是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事业的肯定。

记者：您觉得七年的牢狱生活，对您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郑贻春：这个七年的牢狱之灾，最大的改变，是我的身体，由原先的健康状态变得疾病缠身。七年磨难导致我罹患十多种危及生命的疾病，象高血压、高血脂、白内障、心脏病、结肠炎、肝肿大、肾结石、胆囊瘤、糖尿病、神经衰弱、皮肤病等等。

记者：除了这些身体上的改变，您觉得在精神上，在您看问题的一些方式方法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郑贻春：这些倒基本没有，只是在监狱呆，一些信息闭塞，所以一些信息我就不了解。还有，入狱前我生活条件非常好，七年之后，却天渊之别，简直让我心里难以承受，比如有些药我都不敢买。

记者：那您自己有后悔吗？

郑贻春：这哪能有什么后悔，为了追求正义，经济损失又何足惜。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感觉什么呢，我在七年当中，我亲爱的母亲，因为我的事情焦急，茶饭无心啊，有的时候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由此染上了疾病，最后郁郁而终，我确实是罪莫大焉。还有我的朋友，一个伟大的诗人叫杨春光，因为看望我而受到迫害，所以他也去世了。

记者：您的被捕和您在网上撰写的异见文章有关，我知道您之前是一个大学的英文教师，为什么您会不顾风险，撰写这些文章呢？

郑贻春：我是属于“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么一个状态。有任何的不正义，我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所表达，因为社会的不正义，我认为和我有关，社会中任何的罪恶，都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的罪恶。先锋知识分子，必须有这样的担当。

记者：您在很多文章中揭露了中共的本质，并且断定中共必定要灭亡。但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共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是越来越高，一些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利益上的考量，也不愿意太过干预中国的人权状况，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

郑贻春：在入狱之前，对这个现象我曾经作为批判，为什么呢，这是没有正面价值的，它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呢，是没有好处的。中国有句俗语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取利，也应该讲原则、有理念、有人性、有道德，只讲利益，而不讲原则，从长远来看，也是没有利益的。另外，这是对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事业的侮辱，是对人权的践踏。

记者：您说过中国所有的历史皆是“王朝循环史”，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只有民主这条路。而这条路的核心，即是用选票选出一个新政权，使其合法，来代替非法的“官爵分封制”。但是，象之前发生的独立候选人遭打压事件等等，使得一些民众认为，要在中国实行民主竞选非常难，您觉得如何才能突破呢？

郑贻春：正因为难，所以需要有人做出奋斗、作出牺牲，不能因为难而退缩，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必须做的工作，要想突破，在中国必须得有压力，来自民间的或者是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

记者：我看到您之前的访谈中曾经谈到希望中国时任领导人胡锦涛能开辟出一个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很显然，胡锦涛让您失望了，甚至在他的任内您被送进了监牢，那现在您对中国新当选的领导人习近平抱有希望吗？

郑贻春：当然我们希望他（习近平）能展现出一个所谓政治家的风采、气魄和胆略，那就是要做很多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工作。比如说，要善待七千万访民，要取缔文字狱；要追究重庆被“薄王”黑打的恶劣做法；要释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包括我的朋友刘晓波、高智晟、杨天水等等；还要重新研究计划生育国策，而且要让一切因为政治原因出国的人员回归；要允许并鼓励香港2017年直选特首，要与达赖喇嘛进行平等谈判；要积极落实并迅速推进在大陆一些省份建立国民党支部的设想；另外，还要给胡耀邦赵紫阳平凡，向法轮功等一些被打压的信仰团体赔礼道歉。还要为“六四”正名…

记者：那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您觉得在习近平任内有可能看到希望吗？

郑贻春：对，我希望他能做出这样的工作。还有解除党禁，另外还要总结、并且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建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记者：您觉得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是应该寄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呢，还是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提出的：中国的希望在民间？或者，需要两者结合在一起？

郑贻春：从节省社会成本来说，还是党内有权利者进行推动为好。当然，最好是党内党外，联合起来共同推进民主自由活动。刚才我也讲了，有压力才有动力，内因外因加在一起，会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效果，这样社会的变化可能就加速进行。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郑贻春：对于民众，我是乐观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越来越多了，这我很高兴。这和七年前不一样，七年前一些敏感的问题，现在的敏感度逐渐弱化，（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的1.0版和现在（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专制5.0版是不一样的，极权专制5.0版（的领导人）稍微有点文化，希望他们以文明的方式来做一些工作，把中国大陆推向前进。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的新老听众都十分关心您的现状，出狱之后，您在忙些什么呢？

郑贻春：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我主要一个是在恢复身体的健康，还有要恢复荒废了好几年的外语，还有尽可能多的了解七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大事。还有整理一些我以前所写的、没有被没收的诗稿，我的九部诗集都随着电脑被没收而化为乌有了，现在只剩四部了。还要更深入地思考关于中国命运的相关问题，比如转型期问题，公民社会与普世价值关系问题，还有如何提高中华民族道德水准问题等等。

（原题目：郑贻春：社会中任何罪恶，都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