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中国特权者的生活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文中林谷、何雨均为化名)

特权的六个便利通道

有人说,特权是特权者的通行证。

到底特权能助特权者在哪些方面恣意通行?本刊梳理了“特权通行证”的几种类型,与读者共商。

A、福利享受型

代表:公款吃喝、旅游,奢华接待,超标办公室、超标车,额外福利……

编辑感言:职务消费完全可以照章办事。问题在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制度不断被试探着挑破,口子越撕越大,天价账单曝光不少,职务消费染上了特权的色彩。民众对“三公”长期不满,实质就是对特权腐败的反感。

即使“八项规定”之后,一些人还顶风作案。一顿公款吃喝花费1.5万元,1月25日晚,海南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被免职;8个人,一餐消费7064元,2月24日,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签单者被停职调查;“学酒哥”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少强2月5日晚间被停职。

领导的超标车、超标办公室更是花样不断升级。2月21日,山西吕梁粮食局长超标住豪华办公室被记过。网友爆料,贺海昌办公室配备3万多元的沙发、能热水冲洗的高档坐便器、豪华双人大床。

2010年被曝光的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某航班,享受免费升舱待遇,还是由县政府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的。

B、破坏规则型

代表:交规无奈特权车。

编辑感言:规则面前,人人公平。但是特权车眼里,没有规则。

交通规则,是最清晰的一个规则,维持的是社会基本运行秩序。而特权车横行,动不动警车开道,既霸道,又招摇,招致百姓戳脊梁骨。

如果这么简单明晰的规则面前都讲特权,那么法制社会,不是显得太遥远?好在,太原交警毛丽、广东区伯们会越来越多。

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交警小陈,头一天当交警,拦下一辆闯红灯的“军×”牌照宝马车,司机把驾照往他身上一丢,开着车子扬长而去。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又开到正在值勤的小陈身边,司机冲他晃手中的新驾照。“从那时候起,再有军车违规,我就当没看见。”小陈无奈地说。

虽然深受特权车牌号之苦,但面对媒体上取消特权车牌的呼吁,小陈却并不领情:“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能给我们省掉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据说,一次值夜班时,小陈发现一辆挂着普通牌号的车正在逆行。他上前拦车,猛然看到车后座上那张常在本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出现的面孔。反应机敏的小陈立刻“啪”地敬礼,“注意领导安全”,还没等他说完,小车就“呼”地开走了。

C、抢占资源型

代表:特权房、特权医疗

编辑感言:资源越稀缺,追逐越激烈。作为社会的掌权者,在稀缺资源面前,不是忙着完善规则,反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忙着为自己、为身边人抢占资源,用公权谋自肥。让稀缺资源更稀缺,让普通人的追逐更艰难。

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官员住宅。同期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陕西省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专供市直机关,却被转手大肆高价倒卖。2011年,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第四期安居工程涉及的850套龙港限价房,分给乡镇368套、县机关单位318套……在分房事件曝光后,当地官员则称之为县情决定,“分房有先后。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因群体太大,比较难控制。”

D、安全堡垒型

代表:某些特供食品基地

编辑感言:最近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北京的雾霾,他特别高兴,因为空气不能特供。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是对特供本身的愤怒,而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曝露在危险中,有些人却在享受特供,用公权力砌起一个堡垒,“让自己先安全起来”。民众的安危被隔离在外,食品安全的呼声,触不动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今年初,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文章里写道:早就听说一些省市机关有食品特供基地,不曾想到的是,县这一级的科局单位也有了。

春节期间他与一些地方领导聊天得知,某县农业局就有其食品特供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雇农民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采用农家肥,人工除虫和锄草。

相隔仅仅十天后,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两会上,他把10颗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又展示了几包鸡蛋精,这种鸡蛋精添加在鸡饲料里,就能让鸡蛋变黄,并且鸡吃了后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食品,很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E、思想意识型

代表:我是XX、我爸是XX。吉林一环保局长:“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方大国夫妇:“如果没有我们,你连饭都没得吃。”

编辑感言:人人生而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某些特权者还躺在权力的云彩上盲目自大,分不清自己的权力、权利与职责,甚至,对自己的角色都没认清。意识上一旦自我膨胀,态度上难免气势凌人,行权时又如何会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不过,不怕领导干部有特权意识,就怕社会失去监督特权的力量。舆论对特权行为的监督,会让自以为是的特权者失去赖以骄横的权力资本。

动手打空姐的广州市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被停职;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与团长丈夫陈伟一起被免职。两个事件里,都体现了网民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更多的官员行事说话越来越谨慎,但有些人长期在内心自我强化的特权意识,总是难免不经意间流露。

今年1月1日晚,海南三亚河西区市容执法大队副中队长郭锋斌,到华严宾馆旁的饭店吃饭,想将车停放在宾馆前,被宾馆保安以将有旅游大巴停放为由拒绝。郭拿了个证件出来晃,问保安知道他是哪的吗,随即把车开走。没多久,郭带来几名市容执法队员,给宾馆门前停放的几辆车贴上了罚单。

第二天,郭锋斌因滥用职权被辞退。

F、大树乘凉型

代表:跋扈官二代、领导亲属吃空饷、子女凭领导特权就业经商

编辑感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的荫蔽作用,往往被发挥得不遗余力,阳光雨露福荫后代。

去年9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得出,94%的受调查者选择“优先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特权”为最不能容忍的“特权腐败”。

如果社会定型为龙生龙、凤生凤,让鲤鱼失去跳龙门的机会,渠道封闭,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失去向上的希望,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一次公开招聘的报名条件被曝光,其中要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本区事业单位工作”。内蒙古鄂尔多斯(600295)市公安系统招聘明确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成绩加10分。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出台“限招政策”,只允许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与“萝卜招聘”的高曝光率不同,更有隐蔽性的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工作,这种做法俗称“换手勾背”。

领导干部荫蔽其子女经商更是一路绿灯。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曾和别人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

李勃因此“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地价款1.2亿元。

而商家与公权勾肩搭背,也能过一把特权的瘾。“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2011年,媒体曝光安徽省怀宁县有一家三星级酒店挂着这样一块“保护牌”,落款是“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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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破空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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