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为什么穿黄袍？(组图)

明光宗 身着黄十二团十二章绣衮龙袍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 身着紫、绯、绿、青、黄常服圆领袍的内侍

以服饰体现等级，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历代建国之后都持续不断地对其反覆详加厘定，以“辨贵贱、明尊卑”，形成发达繁复的服制系统。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自北朝以后，服饰颜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分方法，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体依次是紫、绯、绿、青、黄、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后世凌驾于一切颜色的帝王“黄”。

那么问题来了，皇帝为什么穿黄袍？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一直以来都听过很多说法，比如土德居中尚黄之类。但是要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得先从这种品服颜色次序的形成过程说起。

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颜色排列制度，更多地通过冠、印、绶、佩等部分的差异加以区分。北周首次在侍卫服饰中出现“品色衣”的提法，《周书•宣帝纪》： “大像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但制度未详， 数十年后的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七》：“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

初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原因，也许还和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关系比较大。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是间色，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汉刘熙《释名》：“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早期在理论上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在魏晋之前也很少进入正统服制，除绶带外，基本多是非正式的普通使用。但其色彩颇招人喜欢，能“惑人”，是时尚的颜色，战国至两汉以来穿着越来越多。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一则“齐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为齐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国尽服紫”，导致当时紫绢价格是素绢的数倍以上，后来又因齐桓公主动不服紫而流行消退。但这里说的仅是一时一地流行颜色的消长，并未改变紫色的色彩地位。《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虽然流行，却还是把紫看做不正统的颜色。我们在汉代壁画、陶俑中，也时常能见到浅紫色外衣的使用，但穿著者的身份和他人并无等级高下之分，奴仆、侍卫均有，只是杂色之一而已。

两汉服紫实例

魏晋南北朝以来，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但或许这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有更大的关系。那么还可以提提西方以紫为贵的概念影响。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罗城所产的紫色染料最为有名，所以又称为“推罗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腊语“紫红”之意。骨螺本身产地有限，并且据说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古希腊、埃及、巴比伦、罗马都视紫色为尊贵的颜色，罗马普通市民穿着白色托加，而高级官员托加上则可有紫色镶边，罗马元老院规定只允许皇族穿用紫袍，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所以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

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似乎也不能排除会有受到传入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

同时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覆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青套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色色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乾紅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贞观十道中九道均有种植。加上苏方等新染材的引进，在技术上也为后世各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

唐五代宋明壁画绘画中的 绯、朱色常服、公服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种植较容易、分布极广。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很早发现并迅速进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启灌蓝蓼”，《礼记•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诗经》有“终朝采蓝”，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

于是从先秦一直到近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成帝纪》有“青绿民所常服”，《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在近现代，青蓝色依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服饰的重要颜色，在汉族地区唯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传统染色技术也只有蓝染。

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即贱色、间色，是地位较低的色彩，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绿衫”、“绿袍”、“青衫”、“青袍”也常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或自谦词。除了低等官员外，普通妇女以及身份卑微的奴婢也可以穿着青碧，《新唐书》称晚唐“妇人衣青碧缬”、“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所以“青衣”还成为婢女、侍童和贫贱朴素的妇女的代称，如敦煌《后唐清泰三年放家童书》记录的“放家童青衣女厶甲。”

明天顺二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曾包括了“玄色样黑绿”一项，弘治十七年，明孝宗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在暖阁重新商定讨论礼部禁服色事宜，有这么一段对话：
上曰：“旨内有玄色、黑绿，黑绿与青皆人间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迁对曰：“乃玄色样黑绿耳。”上又曰：“黑绿常服，禁之亦难，正不须说及也。”又曰：“玄色可禁，黑绿乃人间常服，不必禁。”皆诺而退。
孝宗皇帝认为黑绿和青色都是民间日常使用的服色，反覆强调可不必列入禁令，尽管大臣解释其所指是接近玄色的黑绿，最后还是作罢。可见青绿在当时民间使用之普遍。

青、绿之后的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也有其技术上的深层原因。在自然植物中，能够成为染材的黄色素实际上是来源最丰富的，槐花、栀子、荩草、黄栌、黄檗、柘木、地黄、桑皮、郁金、姜黄、石榴皮等等都可以充当各种黄色染料。除此之外，其染取技术也比较容易，大多黄色染材都是直接型染料，也可通过不同媒染剂得到不同色调的黄色系。所以黄色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之一。而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就是最廉价的白素，是成本最低的“颜色”。那么黄与白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隋唐服色等级的末端色彩。

唐代文献中，除了多次颁发的服制中提到“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还有“丈夫通服黄、白”、“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等等记载。古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自先秦以来，“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或低等小吏。五代有诗曰“青袍春草色，白纻弃如仇”，说的就是一旦始任官职，便迫不及待地脱去白衣换上青色官袍。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甚至还有一则“朝见人员，四时并用颜色衣服，不许纯素”，禁止入朝者穿着和庶民一样的纯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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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既然黄是最低等的颜色之一，那回到开始的问题，皇帝为什么也穿黄袍？其实这里面倒有一个长久的误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常服色，也没有任何颜色上的禁忌，的确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而已。因为“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作为非礼仪场合服饰，初唐官员“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与庶人无异”，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但唐上元年间曾有一次“禁黄令”，起因是某次“洛阳尉着黄衣夜行，为部人所殴”，官员夜里穿着黄袍，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这成何体统，高宗闻后“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着黄”，禁止官员朝参着黄（《唐会要·舆服》、《册府元龟·立制度》）。

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前提，简单记录为“始一切不许着黄”，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禁黄”，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我们观诸之后唐朝政府反覆颁发调整的各种制度里，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绘画、陶俑人物形象，黄袍小吏或奴仆、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初唐至晚唐壁画、木俑中的黄袍小吏侍者

但是，自隋代以来，帝王的确也着黄色，开始仅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为取方便的关系，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隋书》有“今之戎服，皆可尚黄”，《旧唐书》所称：“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

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壁画 人物均身着黄白圆领

唐代沿袭其旧习，帝王常服继续使用黄色，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属于帝王的“黄”，其实和庶民之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也并非我们后来一般概念中的明黄色，而是色泽略深，黄中偏赤的“赭黄”、“赤黄”。这种选择可能还和隋文帝个人喜好有一定关系，便是《隋书》和两唐书多次提到的，“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初唐“因隋旧制”，皇帝也“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黄”，赭黄常常又写作“柘黄”、“皇帝柘黄袍衫”，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这在《步辇图》中有很明显的体现，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则穿着浅淡的白袍。

步辇图

这种赭黄袍，开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只不过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陈述天子服饰制度，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仅在最后加一小注：“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带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常。”不过正是因为这个“遂以为常”，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新唐书》），五代和凝 《宫词》中有“紫燎光销大驾归，御楼初见赭黄衣”，《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

杜甫在《戏作花卿歌》中讲段子璋在绵州自立梁王后被诛，云“绵州副使着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著名的“黄袍加身”，也应是柘黄袍，如欧阳玄《陈抟睡图》中所说的：“ 陈桥一夜柘袍黄，天下都无鼾睡床。”

几百年来，赭（柘）黄作为帝王服的概念逐渐根深蒂固，其色相也渐渐扩大，不仅赭黄，整个黄色的地位都在逐渐转变和升级。明代建国后，直接定皇帝常服为“袍黄色”，皇太子以下常服“袍赤色”。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士庶服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洪武三年又“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开始全面禁黄，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尽管如此，赭黄依然还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尤其是中后期，帝王的确大多均身着各种赭黄、赤黄色袍服。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柘木条中提及“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可见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还把柘木染出的黄赤色视为天子服色。天启五年，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新作赭黄五爪龙袍”，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西游记》里有一段“鬼王献黄袍”的情节，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奉承道：“今见大王授了天箓，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与大王称庆。”孙悟空穿了赭黄袍，也自封起“齐天大圣”与天庭抗衡了。

明孝宗、神宗、穆宗御容

清高宗乾隆像

清 帝、后明黄色朝服（左） 皇子、妃金黄色朝服（右）

直到清代，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明亮度最高的“明黄”，皇子及贵妃、妃用略偏赤黄的“金黄”，非特赐禁臣庶使用。因为清代距离我们最近，所以现在中国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就是这种“明黄”，但大家可能很难想像，这种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普通服色而已。

另外有意思的是，模仿唐制的日本，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平安初弘仁九年（818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嵯峨天皇颁布新诏，“仪式衣服皆依唐法”。弘仁十一年（820年），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大小诸会用“黄栌染衣”（《日本纪略》）。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可见当时唐朝皇帝的常服色当与此相去不远，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之外的绝对禁色。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衮冕，将“黄栌染御袍”升级为即位礼服束带装束，便成为现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礼服了。

黄栌染御袍束带装束、明治天皇御袍

明仁天皇的黄栌染御袍

补充说明：

有不少朋友提到唐代土德的问题，我就多啰嗦两句。如前文所说，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大多研究里，往往喜欢把黄袍以五行五色朝代德运尚色理论解释，认为唐代为土德，所以皇帝黄袍。实际上德运尚色不能简单理解为朝代帝王崇尚的服饰颜色，五行尚色是战国以后的理论，并且成为后世改朝换代的正统性政治理论工具，主要是象征概念，最多只体现在少数时期的部分祭祀牺牲旗帜和部分礼仪服饰上，运用情况复杂，并几乎没有触及现实服饰。帝王朝祭礼服系统悠久庞大，制定时多损益历代制度，并不是一朝一种颜色这么简单。

而礼仪之外常服袍的颜色，和五德尚色就更没有多少联系了，皇帝的圆领黄袍本身出现在隋代，隋为火德尚赤，隋文帝即位后的诏书即称：“五德相生，总以言之，并宜火色。……在祀与戎，其尚恒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 明确提到戎服（也就是常服的前身）颜色之“尚”和朝代祭祀尚色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要刻意区分之，避免混淆。

唐代理论上的确是土德尚黄，但是唐代帝王服饰制度中十三种冠服没有一件是黄色的，甚至历代勋黄赤变动的冕服裳在唐代还是赤色的。而当时的皇帝“黄”袍如前述也并非五行五正色中所说的“黄”，严格来说还是间色中的赭黄色，只是继承隋代的日常服饰习惯而已，实在不宜将其与朝代德运附会，正色中的“黄”反而只是流外官和庶人的服色。后世明代火德，清代水德，依然把黄当做皇帝服色，用尚色说来解释就更不通了。

补充之二：   

所谓黄帝穿黄袍，其实是“玄衣黄裳”，指的是先秦即已发端，到东汉魏晋重新继承延续的帝王“冕服”制度中的黄色下裙，天玄地黄，玄衣象征上天，黄裳象征大地。这套制度作为帝王最高最隆重的祭礼服，被一直沿用到明代，其衣色始终是玄色，但下裳之色，到底是黄，还是纁（另一种黄赤色），还是赤，作为重要的国家礼仪制度，历代争论不休，甚至一朝之中也反覆调整过多次。这是和胡式常便服完全独立的另一个汉式礼仪祭服的事儿，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