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事件给中共带来了什么影响？

乍听“衣俊卿事件”，脑子里立马反应又一个腐败官员落马。说到腐败官员，立马反应三个关键词：贪、权、色。但细看报道，似乎并非如此。似乎并没有贪的证据，安抚常艳的100万元还是凑借的；似乎也不是大权在握，如是，也不至于不能满足女方的要求，至于反目；至于色，似乎对女方还是有“情”的。没有感情的性交是耍流氓，即使只投入一点感情，也应该不能算纯粹的耍流氓。当然他是官员，对官员应该有苛刻的道德要求，但这就能支撑起民众对他的恨吗？原因似乎不在这里。

所以恨他，对他起哄，原因在哪里？似乎他的职务上。他不是一般的官员，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这个在中共政权建政之初就成立的机构，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加工厂之一。所谓编译，只是编译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经典著作。当然并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能编译，马克思主义学说因其强烈的批判性，更有研究的价值。马克思本人在他的博士论文序言中立志要成为“普罗米修斯第二”：“不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批判别人，当然也允许别人批判。这种批判，至少在20世纪，就出现了三个路向：一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二是来自实践派的，三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如果衣俊卿们能够师承祖师爷的批判精神，运用马克思理论对中国现实作批判性研究，也不失为在做学问。但是在中国，哪怕是20世纪80年代一度把“异化”问题放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小小的努力，都遭到了禁止。一个批判性的学说成了不允许批判的学说，一个颠覆政权的理论到了维稳者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以批判为宗旨的学问就是伪学问。衣俊卿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伪学问？当然知道。单从智商上，他们应该完全明白。但这是他们的职业，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专业。这些年，许多高校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似乎对应了这些年的政治气候——当年的“改革开放”共识不再成为共识，执政党意识形态全面倒退。千万不要把这专业跟其他专业混为一谈，这是伪专业，这些学者是伪学者。他们做的不是学问，表达的不是自己的见解。如果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就要付出比其他专业危险的代价。相反，如果同流合污，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专业经费往往特别富足，读这些专业的学生也好就业，而这些专业门槛又低。如果文章发表在《求是》这样的刊物，级别又特高，算特大科研成果，作者单位给予的奖金也特别多。学问无所谓做不做，工夫在学问之外。所以我们看到鹦鹉学舌、煞有介事。衣俊卿们的“腐败”就在这里。这是中国最大的造假工厂之一，局长的名字是最好的诠释：“卿”在高位，但仍是臣，再“俊”逸也是臣，织的是皇帝之“衣”。

职业操守是最大的道德操守，没有职业操守，其他也守不住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男盗女娼。当年的卢森堡等人至少信仰还是真的，但这里的人奉行的却是：“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常艳说衣俊卿的文章逻辑性强，但单纯的逻辑推演是空洞。而且，这空洞的海棉体又被权力的血液充得勃挺。常艳们哪里是崇拜学术？她们崇拜的只是权力。

这空洞的勃挺需要多少纳税人的钱供给？纳税人不仅花钱供养这些忽悠纳税人自己的伪学者，还要供养他们男女之事。据说前不久前让中国人普遍失望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个部门搞出来的。随着衣俊卿局长的倒下，还有谁敢言这个“自信”？如果还敢言，我们是否很容易联想到衣俊卿？

值得注意的是，衣俊卿落马后，“仍在中央编译局专家之列”，这种伪学问还要继续做下去。个人生活上的腐败，只是关乎个人；即使是官员，也只是关乎一个阶层；但关乎政治理论建立，就是关乎全民了。其他领域上的学术造假，还有希望被揭穿，但以政权的力量造假，永远没有被揭穿的希望。衣俊卿和他周围的男男女女，仍然在忽悠着中国民众坚决不走“邪路”走“歧路”，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