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货币掩盖了什么
宏观经济的层面，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货币的超发掩盖了市场的真实反映，导致经济的一些重点市场存在巨大的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大型国有企业和一些有一定政府关系的地方企业、私人企业，前几年纷纷介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地价和房价的快速增长，而这种增长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来自货币要素，而不仅仅是真正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步，中国的加工制造业肯定受到了来自货币要素的逼迫，流动性不足严重影响了一线的生产和出口，因此维持多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抑制。但是国内并不自由的消费性市场，却没有爆发出内需型增长的态势，这使得整个宏观经济出现了最近10年无明显增长热点的状态。也就是说，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处在一个疲惫和观望的等待时期。
从经济史的层面解释这样的市场现象，当然要指向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这次金融危机背后的一次更大范围内的商业周期现象。正是由于全球性的货币因素，各国政府超发的货币，拖后了市场的自动出清，一个本来可以理性出清的市场周期，被政府的力量严重拖后，导致全球经济的本次周期性波动时间过长，经济的衰退在政府货币刺激的政策之中，只是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局部性复苏，然后又迅速沉到了衰退周期之中。
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经济面临的大背景。恰好中国遇到了新一轮领导人换届，新的政策走向并不明显，不过有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粗略地分析大势。或许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货币超发的灾难性后果，新的领导人并没有沿袭前任领导人的货币政策思路，比如李克强反复强调的是城镇化。在经济学的理论维度上，这显然是威廉配第的城市化理论的运用，即借助城市化激活工业化，借助城市化解决整个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寻找到城市化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增。比如习近平反复强调的改革要素，也意味着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游戏规则，否则整个经济的运行会出现巨大的不均衡。
由此，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中国人的桌子上。
比如关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政府干预模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重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9），就值得真正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再次思考。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模型，是建立在完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学术模型，更是建立在美国这样具有自由竞争经济一般性特征的经验之上的模型。即凯恩斯首先假定了关于经济或者非经济因素波动的市场信息，是一种完全透明意义上的自由信息，各种市场竞争的要素在这个完全透明信息的市场语境里，具有同样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凯恩斯通过一种数学的分析，得出了市场的波动主要来自于需求方面的影响，即在一个商业周期的中后期，市场的价格在短期内的变化显得极为缓慢，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跌倒最低谷。正是这种低谷的来自需求方面的波动性价格，破坏了市场的一般均衡。面对这种局面，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显然是要在一个完全竞争经济的语境下避免或者减轻经济周期给整个市场带来的损失。他信心十足地认为，政府，而且是一个自由制度的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整个市场的总需求进行刺激或者控制，从而抵消宏观经济需求层面的种种干扰。
如果真正理解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模型的学术参照系，理解了他对自由竞争经济的一般均衡秩序的肯定，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论，即凯恩斯的学术模型完全不适合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与实践。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凯恩斯所强调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语境，也没有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经验。失去了这样极为重要的学术前提，简单粗暴地借用凯恩斯的学术模型，只能将竞争不足的中国经济带入深渊。
事实上，即使是绝对尊重一般均衡理论的凯恩斯，在纯粹经济学学术的演进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货币史研究，就是从批评凯恩斯的政府货币刺激与财政刺激开始的（《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 .译者: 巴曙松、王劲松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分析框架是，凯恩斯对信息完全充分的假定，是错误的，市场的信息不可能出现完全充分的状态，而且，当市场信息出现之后，市场的波动会出现一种叫做“时间滞后”的效应，正是这种滞后的市场信息的时间效应，给市场的自动出清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并存在着一种市场的自身能够缓慢趋于平衡的经济态势。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急躁的介入市场，用凯恩斯倡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市场，反而会让市场的供需关系变得更加震荡。因此，弗里德曼坚定地得出结论，应该有一种关于市场的中期考量，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只对货币的供应进行控制，并始终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如果用弗里德曼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最近几年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走向，会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主要是这几年的货币政策几乎完全不尊重市场波动的“时间滞后”效应，完全没有给与市场自动出清的任何时间和机会，急促地推出一系列货币刺激政策。更加有趣的是，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几乎是对弗里德曼学术模型的反向而动，不仅不是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控制货币，保持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反而是大规模超发，让中国的m2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整个中国的市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货币泡沫里。
不过，弗里德曼并没有在这个领域穷尽真理，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他提出的“时间滞后”效应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就是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R.lucas）和他的学术伙伴萨金特（T.sargent）的学术贡献。（《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罗伯特•卢卡斯 商务印书馆 2012-09）他们认为，弗里德曼提出的“时间滞后效应”的确是存在的，不过却只是市场波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的现象”，而弗里德曼显然放大了这个时间概念，遮蔽了市场波动过程的其他重要的要素。因此，两人的研究认为，要加入微观经济的重要元素来进行分析，比如在货币导向的宏观经济秩序里，加入企业、家庭或者个体消费者。这样，市场的波动局面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单位或者是微观要素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一直是不充分的，而每个微观经济的要素，尤其是每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理所当然地通过一种“理性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方式。站在这样的真实市场的基础上，卢卡斯和萨金特的理论认为，凯恩斯理论没有将公众对政府政策以及其他的各种经济信息的主观偏好纳入到他的数学分析模型中，因此使得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存在不确定性，即政府不可能通过具体的数学计算手段，来量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使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由此，卢卡斯和萨金特尽力主张，政府应该尽量不要干预经济，即使在不得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守住政府政策的连续性，不可仓促上阵，抛弃前期稳健的财政政策，盲目对市场进行刺激。
卢卡斯和萨金特的学术价值在于，他们在宏观经济研究的学术框架中，考量了微观经济的要素，尤其是考量了公众理性预期和个人主观偏好的要素。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飞跃，即任何经济市场的研究，都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而人的行为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的主观主义。反观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的政策波动，他们完全停留在静态的供需均衡意义的层面，就基本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工作，不仅凯恩斯关于“信息的充分”和弗里德曼的“信息的不充分”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决策者的视野，弗里德曼重要的“时间滞后效应”也没有被借鉴与使用，至于卢卡斯和萨金特对人的行为的主观主义倾向的尊重，则完全没有考虑，整个国家经济的政策都只是在一个总量上进行谋划，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和国家计划的经济特征。
关于货币要素与商业周期的隐秘关系，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说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和萨金特都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商业周期，提出解决方法，事实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沿着供给的角度建构了分析模型。目前，两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无系统翻译到中国，倒是普雷斯科特与人合著的一本《通向富有的屏障》（普雷斯科特 著，苏军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在国内有正式出版。
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学者，他们提出了真实周期理论的模型，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需求造成的，而是供给造成的。显然，这是对萨伊经济学理论的延伸，随着供给的波动，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之内发生快速变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显然把问题的重点带到了生产领域，经济周期或者市场的波动，是经济对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一系列有效的反应。比如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技术波动，能够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和投资，以及产出相应地提升，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给曲线上移，因而经济的总量上涨。反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技术波动，必然引起劳动生产率的衰减，就业和投资的减少，因而总供给曲线下行，经济总量减少。因此，市场表现出来的商业周期，并不是整个供需关系对市场均衡体系的偏离，而是一般均衡体系本身的小范围波动。也就是说，表面看上去具有很大震荡效应的商业周期现象，事实上一直在市场的均衡范围之内波动，这意味着市场的波动一直具有帕累托效率，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是人们对市场波动的一种局部性和短期性总结，而政府之所以主动干预市场，仅仅是盯住了这种短期的局部性波动，属于更加短视的行为。由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坚定地说出了一个事实，面对商业周期波动，政府的任何意义层面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赤字政策，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在商业周期面前，任何性质的政府，都是愚蠢的。
应该说，沿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学术模型，分析中国最近一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可能最切合实际。常态下，政客都是短视的，而大政府体制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而来，尚未完全实现真正市场经济制度的大政府，其经济决策可能更加短视。有人曾经嘲笑中国的某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是以几个月的时间长度来决策的，而在商业周期的理论看来，尤其是从商业周期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一般时间长度，应该是在5年到10年之间。这的确是对任何政客的一种巨大的试探，即使是美国的政府官员如奥巴马，他也会试图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彻底走出商业周期经济波动的阴影，实现经济的普遍复苏，因而他的政府推出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可能都是围绕政府的货币超发政策。至于中国政府高层经济官员的视野，应该要比奥巴马这种民选的官僚短视很多，也肆无忌惮很多。所以，有专家说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如果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陷阱，实现经济复苏需要5年的话，那么中国这样的专制大政府计划经济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走出低谷。
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学术分析，恐怕会得出几个令人失望的结论。第一，至少在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至今尚未走上市场自由演进的轨道。或者这样说，人类关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发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秩序里，尚未发挥其一般性的作用，如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政策依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第二，此时此刻的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中后部，中国经济远远没有摆脱自2008年开始的经济波动，很多真正市场化的问题被政府的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掩盖，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新的领导人要想在宏观经济的层面迅速形成增长的格局，惟一的办法，只能是继续超发货币，让猛烈的M2像吗啡一样，刺激中国经济加速朝前走。第三，必要的思考是，是不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特色，是不是需要建构仅仅适合中国经济特色的新经济学理论，以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说，的确有学者在这么做，比如大名鼎鼎的林毅夫先生和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但这真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捷径吗？
一个有着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经济学家，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经济并无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中国的经济环境从来都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例，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已经被实证主义论证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而是刚刚上路的中国经济秩序。或者我们干脆指出，需要改革的肯定不是真理，而是中国不能以特色之名曲解真理，抵制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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