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恶果

毛泽东一生所有的阶级斗争实践，基本上都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并没有多少新意。他在谈到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的感受时还说：“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李锐，《李锐文集》，880页）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是“其乐无穷”地搞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把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35卷，237页）当成圣典，1957年反右时，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并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1960年干脆让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合署办公。还津津乐道地说自己“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其实，1930年，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引下，他在江西苏区就首开“反AB团”杀戒，四千多红军将士成了冤鬼：红20军从军长到连排长几乎杀光，江西省委杀得只剩曾山、陈正人两个人。恰好从上海来的党中央接了班，继续发扬光大，各苏区杀声震天，七万红军死于阶级斗争。接下去又在延安整风，其心腹康生奉命搞成抢救运动，80%的知识分子搞成了特务。结果无一例真实。连王实味也是冤鬼。如果不是毛的理发师遭罪，使他忽然明白，还不知又有多少刀下鬼。

1949年登基后，学习列宁的经验，大搞镇反。他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李锐，《李锐文集》第423页）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在7月31日常委会上说：“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8月11日谈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出匈牙利事件时说：“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同上书。132页，209页）阶级斗争成了暴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杀人也很光荣了。

再接着，胡风事件把知识分子当成靶子，文艺批评也用阶级斗争加以歪曲，毛泽东亲自操刀，指鹿为马变成真事了。他宣告：“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7页）谁来判定呢？当然是掌权人。因为你说的话我认为是反革命的，所以你是反革命。反之，你是反革命了，所以你的话就是反革命的。鸡和蛋的循环，言论自由便蒸发了。

由于胡风判了刑，接着搞肃反。目标是“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次肃反查出了81000名“反革命”，被列为批斗对象的约有140万人，占全国知识分子的25%。如江苏文联的成员被关进监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惟恐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董渭川教授，《师大教学》第114期）这还没完，毛泽东还要“引蛇出洞”，号召帮党整风，“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4月30日，毛亲自在天安门上约集民主人士谈话，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大家对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不能解决。中央统战部组织了38次座谈会，会上免不了有尖锐的批评意见。毛指示：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到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6页）毛亲自定下划右派的比例，从1%--10%。最后，平反时统计全国共划了55万多人。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

其实，在苏共20大的影响下，中共八大也决议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毛本人讲话也作了结束的结论。但墨迹未干，毛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到1957年2月，他就否定了八大的决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加进：“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89页）从此，毛泽东便不断地挥舞阶级斗争大棒，作为打击任何人的有力武器。

1959年庐山会议，他把阶级斗争引进中央的高层。彭德怀一封信，被他上纲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毛泽东一步一步把阶级斗争从行动到言论、到思想、到党内生活，最后导致文革。在马克思那里还只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划分阶级，到毛泽东就以言论、思想甚至“莫须有”来划分了。这几场狂风暴雨过后，毛泽东成了独裁者，无论党内党外，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他于是可以胡作非为，“三面红旗”飘过，留下三千万饿殍。毛泽东说这只是“一个指头”，但是，中国人民终于尝到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滋味。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他把刘少奇推上国家主席的位置，自己退居二线。“三自一包”救了无数中国农民一命，国家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他又跳出来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知道，玩阶级斗争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使人民侧目；另一方面，他在这方面是高手，足以镇住党内的高层。对苏联发生的清算斯大林他也耿耿于怀。除去兔死狐悲之外，更怀疑身边这些人将来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四清”运动就打算对刘少奇开刀，首次提出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

阶级斗争的舆论甚嚣尘上，全国人民都被这个理论毒化，雷锋那句“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成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座右铭。人性，居然成了资产阶级的谬论，被狠狠批判。“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毛泽东更有所谓“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而“敌人”则是毛泽东钦定的。如此，当文化革命从天而降，革命小将被捧上天，本来天真无邪的青少年，一下子就被阶级斗争烧红了眼，变成了恶魔！

1966年8月，野蛮的、残忍的、毫无人性的事就在北京发生，批斗、抄家、殴打、破坏频频发生，毛泽东则亲自出面给以鼓励。乃至8月27日发生了大兴县的屠杀，在18个公社的48个大队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年长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并受到政权机关的庇护。这样，一股阶级斗争的歪风，迅速刮向全国“红色恐怖万岁！”成了时髦的口号。法律的尊严、人民的权利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践踏。更有惨绝人寰的事例。只是说了自己的观点，被杀不但，像张志新烈士，还活活地先割了喉管，以免她喊话。又如李九莲烈士，枪毙前是用竹签穿了下腭，还有史东生，是用针线缝了嘴唇再枪毙的。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屠杀也成了乐趣。广西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军区和人武部指挥，各县都在成批地屠杀。那些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人甚至全家被杀，连孩子也不留。据1982年中央工作组不完全统计，全广西被屠杀人数达八万五千余人。甚至演出了人吃人的骇人听闻的惨剧。仅武宣一个县，被挖肝吃肉的就有75人。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异化成了魔鬼！

阶级斗争在中国还有一个“成果”，那就是自杀现象。土改、镇反、批《武训传》、“洗澡”、三反、五反、批俞平伯、批胡适思想、反胡风集团、肃反、反右，建国八年，搞了11个运动。自杀的人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多，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整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看着身边残酷的事实，选择死亡。而这些自杀的群体之中，乃是以中国最缺少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即便如此，依然前赴后继。到文革，就达到高潮。我们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仅能开一个自杀的、并不完全的名人名单：李立三、邓拓、陈琏、吴晗、田家英、徐冰、周小舟、阎红彦、卫恒、潘自力、傅连璋、文年生、王世英、金仲华、杨朔、姚溱、陈笑雨、范长江、闻捷、老舍、赵树理、邵荃麟、萧也牧、冯志、傅雷、阿垅、贺绿汀、小白玉霜、韩俊泰、言慧珠、袁雪芬、上官云珠、严凤英、郑君里、白辛、李劫夫、翦伯赞、周瘦鹃、储安平、舒秀文、李达、海默、孔厥、赵慧深、熊十力、赵九章、黄绍宏、卢作孚、饶毓泰、顾而已、罗广斌、应云卫、顾圣婴、马连良、马寒冰、陈同庆、郭世英、张琴秋、沈志远、李琪、容国团、姜永宁、张宗燧、周予同、谢家荣、汤非凡、李广田、刘授松等等。这个名单实在是当年自杀者中的九牛一毛。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中，有中共创始人、元老、部长、将军、作家、诗人、作曲家、学部委员、教授、艺术家、世界冠军等等。许多人是夫妻双双、甚至有一家几口共赴黄泉的。例如罗广斌，九死一生从白公馆逃脱；陈琏是蒋介石心腹陈布雷的女儿，背叛权势的父亲投身共产党；田家英更是毛泽东多年秘书，结果都被自己的政权逼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