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境外势力”与中国经济(组图)
南周事件余波未了，“境外势力”仍在关注。中国经济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路吗？
在南周事件中，传言高层认为此事有“境外势力”参与。《澳门日报》发表文章谈论“审查和境外势力”。作者凌谷认为，“境外势力”是一个奇妙的概念，这跟“人民的敌人”一样，“是个幻化无穷、适意随心的代词，指谁打谁，让人百口难辩。在国内官方用语中，'境内'指中国大陆领土，不含港澳；'境外'指中国海关关境以外，包括港、澳、台及中国领土之外的世界。所以，港澳居民是属于'境外人士'，如果说了让当权者不高兴的话，就是'境外势力'了。”
文章指出，诺贝尔文学得奖者莫言认为，所有国家都存在审查制度，它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直接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作者认为，"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的罗生门，也是境内、境外之别的冷笑话。”“悲哀的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在中、高级公务员的家属都移居海外多年之后，还视‘境外势力’为洪水猛兽。这正是这个过时的审查制度造成的严重思觉失调。”作者呼吁，“有良知、有魄力的政治家深知审查制度是麻痹社会自我修复能力的毒药，敢于迎难而上，解除这种可笑可怕的制度。”
南周事件的意义
知名时评人梁文道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说，关于《南方周末》的一切纷扰，至此画上句号。报纸照样出刊，撤走一个本来就由上头派驻下来监管大家的总编，其他员工不被追究。在他们最后发出的声明里面，尽管始终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鲜明曝露了监管审查的存在。但是，他说，“以我对国情的认知，这简直可以说是个令人喜出望外的‘阶段性胜利’了。”
对于这场抗议的意义，梁文道认为，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时代的变化。在这场六四以后未曾见过的媒体公开大摊牌行动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各地媒体或隐或显的声援，网络上从豪商明星到一般网民的表态，乃至于直接走上街头而无所畏惧的市民百姓。即便对掌权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太过鲜明的民心风向标。”其次，它给当事官员一个教训，“一方面，上头不想风波扩大，于是不愿扩大打击范围。另一方面，这大概也给了其他地方宣传官员一个教训。我不肯定此后媒体形势会不会好转，但至少有个希望。我肯定宣传官员更不好当，要怎么把握才不会出事呢？”
台湾学者、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在台湾《苹果日报》上撰文指出，《南方周末》可能是中国媒体自由的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不论结局如何，到底中国发生了几十年来最重大的言论自由运动。因为离奇，有人认定必是中国高层权斗暗潮汹涌。林浊水指出，“先不论这是不是真的，最值得关心的是《南周》和《炎黄》的宪法梦是不是习的宪法梦──这才是最关键所在。”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人的答案是保险对的。一种说法是，“《南周》、《炎黄》都强调分权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但习演讲却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这两种价值观南辕北辙，更何况他既在其他场合肯定毛，又说任何改革都不能和过去一刀切”，“那么多人却只能那么不民主心态地把成败放在习一人身上，而亲切、强烈儒家道德意识的他，思想却那么的莫测高深，于是期待忧虑兼而有之之余，只好叹息，华人的民主路虽诱人，却注定坎坷。”
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作者刘罡指出，“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太过依赖，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必须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问题是，中国的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若降低投资增速，则消费增速也很有可能同步下降，这样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部引擎将同时熄火，中国经济势必走入死胡同。”
刘罡说，“中国主要依靠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在第一位，着力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今年以来的情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局面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可能反而会以更快的速度冲进死胡同。”不调结构是等死，调结构是“找死”，中国经济难道就没有生路了吗？有人独出心裁地为中国经济指出了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路，走先发展后改革的“铁道部之路”，用快速发展造成的既成事实来“倒逼”体制改革。刘罡指出，“要判断这一理论正确与否，不妨先看看中国铁道部能否在大建高铁的带动下实现扭亏为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