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抗议结束，愤怒未了(图)
言论自由倡导者与中共新闻监管支持者在发行《南方周末》的公司总部外发生对峙。
抗议活动已经偃旗息鼓，中国最著名周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也已复工。最新一期报纸差不多算是按时发行。然而，毫无疑问，《南方周末》仍然会是抗争共产党审查的重要战场。
自29年前诞生以来，《南方周末》一直是中国新闻机构所受限制的风向标。该报记者称，他们对这些限制的愤恨已经积攒多年，他们与党的省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与猫鼠游戏相似。
自去年夏天以来，限制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了上周《南方周末》总部抗议活动的爆发。抗议针对的是遭到大幅改写的新年献词， 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矛盾爆发之一。
抗议的记者们接受了妥协方案，省委宣传官员承诺将放松对他们工作中一些干预性较强的审查控制。之后，报纸于周四出现在了报刊亭上。而广东省会广州的警察开始采取行动，准备制止该报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大楼门口的任何新起抗议活动。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头版推出的是一篇调查性报道，针对的是中国中部导致七人死亡的一场孤儿院大火；这期报纸还探讨了提议中的劳教制度和农田征收法规的改革。报纸没有直接提及反对审查的抗议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已将该报本身变成今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新闻。
此前，抗议的记者们将他们的怒火直指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认为他要为刻意淡化新年献词负责，也正是他将这篇旨在敦促尊重公民宪法权利的文章改成了一篇错误百出的对共产党统治的赞歌。不过，新一期报纸中最接近触及这一争议话题的是转载的一篇《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内容是新闻媒体的角色，而《人民日报》是共产党主要的全国性报纸。
《南方周末》提及《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时候说，“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
中国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商业化，《南方周末》则一直处于这场变革的前沿。由于积极报道丑闻、腐败、民众抗议等敏感话题，该报和其他类似媒体不停地与党的限制发生碰撞。如今，《南方周末》处在了下一个重大测试的中心：共产党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有意将他关于经济改革的广泛承诺扩展到允许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包括允许新闻媒体有更多挑战官员的余地？
张平（笔名长平）曾是《南方周末》的编辑和专栏作家，2011年在官方压力下遭南方报业集团解雇。他说，“庹震事件中有偶然因素，但也是官方干预报道和编辑工作导致的长期不满爆发的结果。”
张平目前在德国居住，谈到这次审查风波时，他说，“在我看来，这起事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暴露了宣传部门的黑幕。宣传部门的决定几乎没有申诉的可能，你不能质疑他们的决定。”
面临威胁的远不止是一篇遭到随意删改的献词。庹震于去年5月就任目前的职位，在供职于《南方周末》的人士和研究该报的学者看来，他代表着干预性越来越强的审查制度。
“庹震似乎根本不理解，办报纸也是做生意，”南方传媒集团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鄢烈山说。“如今，大多数中国报纸都得自掏腰包维持生计，要是编辑当起了审查者，他们可能会把报纸置于死地。”
张平和其他一些前《南方周末》记者说，记者们的不满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包括2009年的一起事件，当时宣传部和外交部官员巨细靡遗地操纵了一篇采访奥巴马的文章。白宫之所以向《南方周末》示好，是因为它是一家相对自由、相对声气相通的报纸，审查者却将此事作为该报政治上不可靠的证据。该报最终发表的采访报道枯燥无味、删节严重。
“在过去几年中，该报很明显地被视为问题出版物之一，”香港大学的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这样描述《南方周末》，“我确实听说过，还有大量其他文章被毙。”
《南方周末》创建于1984年，作为广东省党委主要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副刊。在邓小平发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之后，该报第一任主编左方力图抓住改革创造的机会来吸引读者和广告商。据香港大学研究过该报的学者卓丽凤(Li-Fung Cho)说，该报最初主要刊登“衣着暴露的明星和充满刺激的犯罪系列小说”。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报开始注重调查性报道，吸引了全国的读者。
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受控于党政机关，但大部分报纸必须象经营性企业一样自负盈亏，其中一些甚至为他们的官方所有者带来了利润。《南方周末》的总部位于中国商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对该报来说，经营和政治控制之间的矛盾尤其强烈。
“看看宣传官员对该报的整治力度，你就知道该报的影响力有多大，”班志远说，“《南方周末》成了在前线替大家挨打受罚的人。”
根据前总编左方撰写的回忆录，1993年，该报发表了一篇有关一起双重谋杀的虚假报道，差一点遭到关闭。多亏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极力游说，该报才幸免于难。
但最近，官方加强了控制，即便在前省委书记汪洋执政时期也是如此。汪洋于去年12月离任，他在执政期间为自己树立了宽容的改革者形象。
汪洋预计会在今年3月被任命为副总理。
习近平曾表示，他赞成深化改革。一些观察人士称，他说的改革可能会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治放松。迫于政治压力在去年离开《南方周末》姐妹刊的记者张继承说，降低审查力度所需的不只是关于改革的空泛承诺。
“高层可能会有一些就个人而言更开放、更有远见的官员，但审查制度最终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放松，因为规则和机构都还是老一套，”张继承说，“我希望这次的事件能引发好的改变和更少的干预，但我很难相信内部不会出现相互指责的现象，这在过去可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