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官员多抑郁?

听闻广州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抑郁症而自缢,贴一段旧文作为评论。

循着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们会发现各类疾病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和体制因素,社会身份的单一使得底层民众往往成为最脆弱的患病群体,个体权利的贫瘠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医疗体系的沉疴往往让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伦理的失守使得社会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问题不断堆积。这一个个病患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的悲惨画面,和所谓的中国奇迹图景摆在一起,构成一个极有力度的意象对比,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分裂的中国。

当然,这种分裂仅仅是表面的,事实上所有的光环下面都掩盖着破败,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社会的各种病症也以复杂的方式交互感染。当民间社会长期被公共权力压制,公民社会无法正常成长,也意味着公民社会无法通过新闻舆论,社会组织和政治参与等方式对公权力机构进行塑造,构建一种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而缺乏约束,公共空间就变成权力拥有者恣意的舞台,权贵和官僚的骄横跋扈就应运而生,长此以往,他们在另一种社会病理意义上,成为了一类典型病人。

某种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几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现有的体制,不鼓励真话,官僚之间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在私下场合,很多官员都能把体制之病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公开场合,他们被迫一本正经的扮演体制辩护士的角色。每年总有不少官员因为真真假假的抑郁症而自杀,跳楼,或者被休假式治疗。这其中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因为腐败东窗事发,部分官员选择自杀,当局为了掩盖丑闻,而宣布其是抑郁症患者;另外一类是的确是因为环境压力大,精神紧张,导致抑郁病爆发。无论是哪种状态,官场抑郁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场的畸形生态和权力对官僚形象的虚饰。

2012年官场中最戏剧性的剧本自然是薄熙来王立军等为主角的重庆大戏,这场跌宕起伏的大戏给我们提供了多个观察中共高层生态的视角。不过一个容易忽视的视角是,几个当事人某种精神上的病症。因为长期不受约束的权力滋养,同时又害怕失去权力的紧张,薄熙来,薄古开来,王立军等似乎都有某种躁狂和神经质的性格倾向,他们关系混乱,行事乖张,进退失据,对政治规则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畏,他们的形象和一个正常社会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具有的那种谦卑,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把他们形容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并不过分。

根据大陆《南都周刊》的报道,薄谷开来要求王立军设局谋杀英国人海伍德,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儿子薄瓜瓜,而当时重庆公安副局长郭维国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但是虽然如此,一个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还是在当地主要公安官员的安排下发生了,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掩盖和不同利益方的讹诈,这一切,直到王立军潜逃美领馆,才彻底引爆。

从重庆事件来看,即使这些官员个体一个个都是人格健全人士,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总体上已经变成一出疯子和狂人的游戏。毋庸讳言,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体制,体制既给社会底层带来大面积苦难,同时也让权贵和官僚阶层成为权力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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