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国人的情意结得到纾解，终於圆梦。然而，莫言并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华人，在上一个中国龙年另一位华人高行健以他的长篇小说《灵山》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像莫言一样走进了斯德哥尔摩神圣而庄严的大厅，在瑞典皇室全体成员出席的盛大颁奖典礼上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获奖证书。
高行健与莫言是邻省老乡（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莫言为山东高密），他们有一样的黄皮肤，一样都是中共党员，一样的用汉语写作，他们也是一样的获得世界文学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同的境遇与经历。
莫言获奖消息传至国内后，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顿时沸腾了起来，村民们放起了鞭炮，莫家立时贺客盈门,中外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高密市主要领导赶到莫言家献鲜花表达祝贺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贺信称莫言是优秀作家的“杰出代表”，并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人民网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祝贺：“这一天，中国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国人也等得太久了。我们向莫言表示祝贺！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
可是，高行健没有这么幸运。
高行健，1940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高行健是集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但他的戏剧在国内屡次被禁演，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得到推崇，部分甚至遭禁，1987年流亡法国（说得不好听就是被赶出去的，看过他的《一个人的圣经》就知道他的那段经历）,1997年以“政治难民”身份定居巴黎。他获得诺奖时已是法籍华人，已不属于中国公民，所以，许多国民至今不知道莫言之外咱们还有一位胞兄获得过如此殊誉。
对于这位高行健的的获奖，人民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说：“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表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声明：“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瑞典文学院给高行健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说，他获奖后对大陆某些人的强烈反应毫不奇怪，并表示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高行健曾经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并烧掉了整整一箱子手稿。他说，“那真是疯狂，纯粹的疯子。整个人民都热衷于这种恐怖。真是一场梦魇。文化革命开始后，我被迫烧掉自己的日记。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但写作总是我的必需。”他认为在目前的气氛下，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回到生他的祖国，他更不期望他的作品在国内上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作品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他的作品内容不是当时红色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是在大陆受欢迎的歌功颂德类型的“主旋律”,加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的生存本质的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刻反思。比如《一个人的圣经》、《灵山》。因此,他的书在国内得不到出版。然而法国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而且，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文学高于政治。不愿意屈服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作家或被迫害或被驱逐，其作品便会遭到封杀。若干年后，时过境迁，迫害他的政治灰飞烟灭了，但是高行健先生的文学作品依然会芬芳于人世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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