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在线记者今日独家获悉，12月30日，来自北京、广东等地的五名律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建议修改即将于明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恢复建国以来对“公民代理”的一贯宽松规定，保护低收入群体寻求司法途径的合法权益。
新民诉法剑指公民代理乱象
“公民代理人”是指没有法律服务资格却从事诉讼代理活动的普通公民。他们在中国有很多种称呼：有人称他们是敢于为低收入群体鼓与呼的“维权斗士”，也有人指责他们是钻法律空子牟利的“讼棍”，还有人称他们是不专业的“土律师”……
“公民代理人”的组成也极其复杂，他们中有的是自学成才的法律爱好者，有的是虽经过法律专业学习却未拿到律师资格证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有的是热心公益的大学教师或学者。当然，他们中有的还是老访户，凭借他们与法院、政府机关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帮人维权。
虽然“公民代理人”的组成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质非常明显。公民代理的公益色彩浓厚，很多公民代理人往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次，公民代理人中有些是义务代理，有的收费低廉，故而在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中颇受欢迎；最后，在许多敏感案子中，律师因面临打击报复或威逼利诱往往畏手畏脚，而公民代理人因为不受司法机关管辖和干预，能放开手脚依法办案，通过个案促进法治进程，曾于2009年代理孙中界挑战上海警方钓鱼执法的郝劲松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法官对荷兰在线记者表示，正是因为“公民代理人”敢于维权且收费低廉，因此成为一些官员和律师们的“眼中钉”，再加上近年来一些公民代理不专业、乱收费、滥诉、缠诉等现象屡被曝光，因此在法律界出现了要求规范公民代理的呼声，“尤其是一些老访户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职业化倾向的代理人，他们鼓动当事人相互串联非正常上访，向媒体披露案情，令某些官员非常头疼”，这位法官告诉记者。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下文简称为修正案），该修正案将《民事诉讼法》中原规定“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修改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即删除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
限制公民代理不利低收入群体
上述修改后的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12月30日，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常伯阳、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李方平、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庞琨、山东天宇人律师事务所刘书庆和南京圣典律师事务所温丽华五位律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和最高法，称《修正案》不利于低收入群体通过司法途径保护权益，建议取消《修正案》对公民代理的不必要限制，恢复建国以来对公民代理的一贯宽松规定。
常伯阳律师是该建议信的撰写人之一，他认为，《修正案》规定不仅人为的增加了诉讼当事人成本，且违背缔约自由之精神。常伯阳介绍，诉讼代理人的选择、委托应基于双方信任且缔约自由，可以亲自和委托他人办理，代理人的选择权在于当事人，而《修正案》中的“推荐制”等于给公民诉讼代理设置了前置条件和程序，限制了当事人自由选择权。
刘书庆律师则认为，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刘律师向记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态度一直较为宽松，近二十年公民代理诉讼的情况更为普遍。很多公民将自己进行诉讼以及接受他人委托参与诉讼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公民代理诉讼成为一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实践。近年来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社会法律援助团体以公民代理诉讼名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如果对公民代理设置限制和门槛，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低收入群体，他们无法委托公民代理人，也请不起律师，将难以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刘书庆说。
温丽华律师表示，限定公民代理人范围将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和推进。一些专利商标公司或专利商标事务所、提供免费法律协助的公益机构等不仅具备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并且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信誉度，是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有益补充。另外，非兼职律师的法学教授、专家、学者及法学院的众多教师、学生也因此次《修正案》而被剔除出诉讼代理的法律服务行业，“这些群体正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公益法律服务的主力军，也是推动法制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温丽华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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