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般的无孔不入 中共特务机构
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五、华东情报枢纽──善钟路二百三十七号
上海旧法租界善钟路二百三十七号，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来也是国民党官儿们的公馆，可是，现在却给华东中共特务机关主要部门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占住了。
情委会是由陈一民、欧阳（即杨易）、马福和、张浩、陈伟才、张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余人所组织的。我奉调情委会叨陪末座时，已经是一九五○年初春了。当时，凛冽的朔风已经过去了，福开森路和霞飞路边的法国梧桐，那光秃的树枝上，又吐出嫩绿的叶儿了。想起离开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会儿来函，希望我能早日调回京，一会儿又来函，说她怀恋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麽，在一九五○年江南莺飞草长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儿女情长，真令人“怕见陌头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义的革命热情下，许多年来，青春就这样消磨去了。
当我搬进善钟路二百三十七号，和情委会主任委员胡静波（即胡均鹤）一块儿相处久了之后，就使我有许多惊奇的，从前意想不到的发现。从他的面部表情上，从前偶尔在某些场合和他碰上，他脸上总会呈现些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后来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强的欣笑下，是隐藏着沉重的忧郁的，表面上，似乎觉得他对他目前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满足，但实际上，他是牢骚满腹的。更因为我和他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共通点，说话更容易投机起来。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所谓“大革命”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火般热的共产党员，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的风暴里，他却给中统（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统计科，叶秀峰任科长）逮捕了。任何人，谈革命是容易的，但临到了生死关头，便难于遵从主观理想去抉择了。最后，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着他自首的是组织上对他严厉的处分──开除党藉！本来，照着人类一般的心理学来分析，他既已决绝于共党，而共党亦已摈弃了他，他为什么还会跟共党恢复关系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怪国民党的错误了──这种错误影响，笔者也曾直接间接体验到的。国民党的衙门和官儿们，对待这些共党转变分子，总是像对俘虏般看待的，那怕是给国民党卖命了十年八年，但被涂在身上底俘虏痕迹，还是无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强，但国民党各级党局，总是不肯轻易给他大权的。乃迫使每个“转变同志”常常感叹著：“宁回老家受察看！不愿在国民党内活受罪！”于是，摸索回“老家”的念头，每个转变后不久的人，又常常会油然而生了，虽然身在国特机关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发觉而受到“杀身之祸”，但千千万万的人，却为了上述的许多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险与组织接上关系。何况当中共未能达到全面胜利前，虽然表面上是“党纪似铁”，但在“利用主义”的原则上，对可能有所贡献的叛徒，还是网开一面，让他（她）恢复工作关系，俾便利用的──但“利用主义”的原则，到了全面胜利后，便完全变质了，或者是利用一时，即给予“走狗烹”，或者又学会了国民党“视若俘虏”的一套，给他们与精神上，物质上无穷的虐待，使他们不安于位，只好作远走高飞之想。而胡静波是在中统工作了十多年之后，才与中共组织再接上关系，到江南“解放”那时，他也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虽然他给利用得早，没有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从他脸上那沉重的忧郁，他是免不了受到被“视如俘虏”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这么轻的年纪，而又在文艺工作中走过那麽远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尽一切方法，投身于全靠自己的创作来具体表现自己，来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了………”。
一天，午饭过后，我和他先后到花园里晒太阳，边翻阅著报纸，偶然跟他谈起“无形战线”这情报性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政治保卫干部的教育意义时，不提防，他却向我说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言外之意，显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本身工作的不满意，厌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我底处境的关切与同情。
“可是，一再请求，上面还是不容许我变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执，确也使人有点为难！”他点着头说。
“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给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兴趣，我宁愿像姚雪垠一样，下工厂去，希望写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或者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去，使能反映一点农民的真正生活和斗争，而不愿意当这个把情委，既下合兴趣，又毫无贡献，还受“历史清白”的同志们的奚落，唉！…………。”我把头摇几下。“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
“就是帮忙不到的！”他也摇摇头了。“我除了情委会的正规业务外，一切我都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看得到，解放这么久了，但组织还没有把我的爱人（即太太）底职业解决。而跟着杨部长由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们，像石光同志的爱人便由组织硬插进待遇优厚的上海区铁路局当专员，张浩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中国银行，刘然如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花纱布公司。其他如此之类的更不胜枚举，男的领全家供给，女的领优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这样的同志，却苦透了。你还幸运，你的爱人在京参加了艺术工作，依我看来，你还是叫她在京给你多想点变更工作方向的办法吧，或者你多向杨部长直接提出！”
“不晓得杨部长最近对我的印象和批评怎样呢？前些时，王宁和田昆都为我提出，关于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而受到他一笔批驳了，要我还要继续充分表现再说，唉，真不知挨到什么时候才行？而我的爱人却在京恢复党籍了。”
“像梦一样渺茫！”他仰望着天空，缓慢地，拉长噪子吐著一串沉重的叹息。白云缓缓的流过半空，一字儿的雁行掠过云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们多么自由自在！……………陈同志，不要说你了，我恢复工作关系十多年了，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情委会主委，可是，党的小组，党的支部会议，我却没有权利参加──我恢复党籍的希望，一样像梦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为什么党籍又恢复得那麽快呢？容正仁被国特逮捕后还出卖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复工作关系不到两个月，便恢复党籍了，这种不成文怯，我真有点不………。”我闷在心头的忿懑，几乎要冒出来了。
“客观条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发出会心的微笑。
其实，这些话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尝不知道，郭是老杨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条高干呢。
胡静波是沉郁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门去，参加部里的各种工作会报，他却常常愁眉苦脸地走回来，他除了历史上这点“不清白”的污点，饱受人们的歧视之外，还遭受着杨帆及其嫡系干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许多反情逆理的排挤。即使是职位低过他的二室秘书（兼情委）刘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挤他。这种歧视、挂挤毫无疑问是以杨帆为“宗”的宗派主义精神在策动的。
一边是穷凶极恶的嫡系宗派气□迫人，一边自然是“不清白”的人们暗地里无形地聚拢起来，用各种曲折迂回的方法来对抗歧视与排挤。于是，在情委会内，宗派主义的纷争，便不绝如缕了。因为情委会内的廿多个情委，大约五分二都是“历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杨等从老解放区带来的，既是嫡系，又没有作过地工被捕自首过的所谓“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则既非嫡系亲信，历史上又未犯过所谓大错误的（但小错误是可能犯过的），这些是无所谓的，但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却是要站稳了他们的所谓组织立场的，那自然是拍嫡系们的马屁。在这样的人事素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委会，难怪自始至终，吵闹纷扰，难解难分了。
论工作，假如情委会内没有这一大批“不清白”的干部，是可能毫无振作的，因为它是这两种人构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党员，作地工时给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了。被迫自首和参加国特机关工作了，可是后来又如胡静波一样秘密与中共组织恢复了工作关系。这种人潜伏在军统，中统，团统（三青团特工系统）蒋经国青年服务总队之类特务系统内，陆京士工特系统，和宪兵特高科内，潜伏时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都有，今天奉令公开列身于共特机关，自然对原来侧身其中的国特机关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发现逮回来的国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识，只要让他们相见晤谈一番，真是形势比人还强，不管你是个立场怎样坚决的国特，也不得不照事实坦白了──事实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纯粹国民党特务，或者又曾兼充过汪日特务，可是，后来给共特机关吸收了，于是上表面虽仍是国特机关的忠实干部，实际上却是共特机关的间谍，这种人的作用，与前者差不多。这两种人，历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对工作的贡献，却是最大的，而在情委会里人数也占了五分二以上，影响是钜大的。
虽然，在工作上能够与这两种人媲美的，还有纯粹由中共特务机关派遣进国特机关的干部，这种人，一边是历史清白，一边又是劳苦功高，而贡献可能与前两种人差不多，可是，培养这种的干部毕竟太费力了，所以，在情委会见到这样的干部并没有几个。
至于论权力，在情委会里，大权却落入一批对工作无多大贡献的，由老解放区跟着老板到来，骄横跋扈的嫡系干部手上。他们骑在前两种情委的头上，目空一切地横冲直撞，有功便属于他们的，有错过便该由他人领了。情委会里五个工作组的负责者都属于他们，他们的党支部，党小组的会议，“不清白”的人们没有一二成有资格参加。因为，如果没有恢复党籍，仅是恢复工作关兴，他是不能参加党的任何会议的。党的任何会议，对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会的党支和党小组，却可以检考、批评、和秘密向党的上级反映任何人。势所必然的，他们不但操纵了情委会的一切业务，而且还控制和监视著非党员的胡主委，使他不能丝毫脱离与违反党的政策与任务，使他个人像木偶一样被操纵。
因为对华东各种特工机构之情报业务，负责设计，建制与督导之责，是落在华东社会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会仅负责搜集情报，并立刻给予判断、整理、执行，因而这五个工作组的编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点不同。加上中共是搜集内线情报为主的，对于用道聼涂说，傍敲侧击方法找来的情报，是向来不重视的，而且，是摈弃的，因而，它便集中了军统系作内线工作有深长历史的人，编成一个工作组，是武装保卫性质的，主要对付军统系工作，由收集、判断军统系情报到布署内线，协助对这一系犯人的初审，这叫做情委会第一工作组。组下再分若干小组，每组除若干名情委外，还有一些普通干部，但都是该系的内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组情况都差不多。第二工作组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主要对付ＣＣ派中统系与陆京士等工特系统的。第三工作组也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但主要对付青年团及蒋经国系及一般杂牌敌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组是对付一般社会情报，尤其着重工商业与经济金融市场内潜伏敌特等工作，有着经济保卫的性质。第五工作组对付国境内国际情报对象。
每个工作组内小组多少，是视实际情形而定的，有三四个，有七八个的。我奉调情委会工作后，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机关是军统系的，照理，我应该列身于第一工作组。但因为我在被管制期间却先偷偷与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党派往还，最后才获得谅解，设法与共党组织接通关系，而当时，刚刚因中共要加强对附共各民主党派的内线控制，所以，组织上最后决定把我调进第二工作组。二组组长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实权则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组长张浩的手里，我虽然是情委兼第二副组长，但不过是陪太子读书性质而已，还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组长呢。我到二组时仅有五个小组，一个是专门针对中统正规组织与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ＣＣ系工运特务，如陆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员会，自由中国工联，和季源溥的劳工协进会等而斗争的。当然，一般性的共党工特工作是同时由这一小俎去加强的。一个是针对国民党各级党务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各种所谓反动人民团体及会门而斗争的，最后这一个针对附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而斗争的──主要在这些党派、团体中建立内线，秘密监视他们的活动。这个小组长，便由我兼任了。听说，后来我离沪赴京后、二组逐步增到八个小组。
二组第五小组是不容易搅得好的工作，虽然除了外勤的内线工作干部外，内勤组员也有七八个人了，可是，由于它底工作的两面性──表面上不许在友党内、在亲共的人民团体内露出建立中共情报内线的痕迹，实际上却是大力加强发展内线组织，使附共的民主党派一言一动，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务机关的手里，各级民主头目们的思想、生活的变化，也每刻钟被注视著。但假如那一个内线暴露了身分，或露出监视“民主人士”的痕迹，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时，他（她）是要受到处分的，而且，连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都要受到批评的。上海是一个有着民主运动的历史性的地方，虽然红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党派的二流头目，还是很多留连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会工作时，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等许多尾巴党在上海的机构，有的叫上海办事处，有的叫沪甯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有的叫华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下面再辖一个单纯负责上海市党务的机构。但业务几乎还是全由上面这个机构的人员负责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拥有多几名党员干部外，有些简直除了招牌和“领袖”（？）之外，不要说党员、群众、便连干部也找不到几个人来点缀。可是，捧著已被中共“钦定”的招牌的领袖们，便可以在海上尽情招摇撞骗了。
中共是奉信辩证唯物论的，辩正唯物论者是否定绝对的，因而，他们对于人，是不能绝对信任的，那怕对他们的老婆、儿女，那怕对他们的老干部，一样是不能绝对信任的，自然，对他们打算利用于一时的尾巴党，当然不会绝对信任了。所以运用统战部来“统”之“战”之还觉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们时，便只好乞灵于社会部的特工了。
当时，上任移交给我领导的内线关系，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开玩笑地跟张浩谈起：“我们在民盟的高级低级内线这么多，再加上统战部的内线──统战部的内线，由统战部领导，互不照会──几乎整个民盟的工作，就给我们替它做了。”胡静波和张浩都具同感。但对于民革，内线关系虽建立得多，中共当局始终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因为民革的成分，几乎尽是失意的军阀、官僚，和投机政客，既善于拆国民党的烂污，何尝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练的翻云覆雨伎俩，再拆共产党的烂污呢？上海解放后，各地巴党都没有给共产党找过什么大麻烦，可是，民革呢，花样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么民主联军的招牌，收缴了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不少械弹，接收酒店、洋房，为了争权夺利，在南京还闹双包案。害得李济琛慌忙派朱蕴山、周范文南下疏通弥缝，所以后来中共对于在上海的民革临工会，上至高干如委员伍艺五，秘书陈印泉，下至中下级干部党员如骆凤麟、朱非员、马辑南等数十人，都逐步用各种方法秘密组织起来，受情委会二工组五小组的领导，派专人分别跟他们联系，要他们经常供恰情报。主要如后：（一）民革的组织活动，与上中下各级干部的个人活动──个人活动除政治活动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况。（二）搜集匪特活动情报。但情委会在什么地方，是不让他们知道的，我们只派联络员在外面跟他们晤面，把情报收回来，把任务分发给他们。他们对共特机关莫测高深，而对他们自己的民革组织内同志则互相监视著，互相告状，互相攻讦。陈建晨虽身为上海民革临工会主任委员，她自以为陆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涛的亲信了，以为对他发几句牢骚，说说中共这样给她们过不去，统战部那样又不许可她们爽爽快快的干，要夺这样权利又不行等等，自以为自己人谈谈，个中秘密是不会传到中共耳朵的。那里晓得陆印泉掉转屁股，便把这些话当情报送给我们邀功了。我们除立刻向上级反映外，自然同时转知统战部参考，在必要时，自然便有反应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潜进民革希图掩护时，也常常逃不过这种情报员的耳目。所以，所谓附共民主党派，实在是尾巴党而已。
民主建国会虽然比较单纯，但共特内线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会理事，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等于主任委员）身为杨卫玉嫡侄的杨拙夫，解放后他给二工组五小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将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盘托出，还把黄炎培、冷□、江恒源、包达三等一言一行报告进来。他是经常往还于北京上海间的，到一次北京，便把黄炎培在京生活言谈报告一次，细至黄公馆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烧了几多煤，也列成数字报来。我们立刻把它报到中央去，以显示黄氏的奢侈。而在民建中的反黄派──盛康年父子这一派中，我们也另培养了一批内线，以能接近他们，细察一切才行。所以，华东花纱布公司第二副总经理秦柳方（民建反黄派）利用其喽罗（当然是民建干部）和纱布庄、纱厂勾结贪污了多少，经济保卫单位还未能详悉，而我们则已先了解了。中共这样如水银泻地一般的特务渗进与特务统制，尾巴党那里能动弹一下呢。
由于任艺五、杨拙夫等重要性较大，所以杨帆和胡静波叫我除了交由一个组员专门跟他们联络外，最好能多找些机会跟他们直接碰碰面，鼓励他们坚持我们的立场，作他们民革、民建的内奸。我今天脱离毛泽东匪帮的特务组织，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怎样以残酷阴险的特务统治来压制人民，压制盟友，压制党员、干部时，写到这里，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耽心了。
此外，在华东的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的共特内线，虽然多少不一，但组织的决定是，不管对共党如何亲信的党派、团体，起码都要建立得两个以上的内线，否则二工组第五小组便不能完成任务。我于一九五○年春接任这组织时，“起码”的基础已经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扩大建立与加强领导。而领导的成功与失败，按照组织的说法，主要便在领导干部有没有领导能力，有没有领导技巧，公式化一点说，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确的掌握著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空洞的说起来，是可以搬尽一切庄严，圣洁的辞句来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镜，不过只在这样的几个肮脏、污秽的字义里──欺骗、利用加上威胁、利诱。
首先祭起所谓马列主义的八宝，把这些仅识得一点马列主义的皮毛的靠近分子的灵魂夺掉，再灌进蜜汁般的甜言蜜语，欺骗他们说：如果他们肯提高一步，更进一步的向人民靠近，忠于共党的组织，那麽，他们的前途，一定比现在更光明，更远大。明白的告诉他们，共党才是他们的大靠山，他们的民革、民盟、民建……迟早总是要消灭的。那麽，要这大靠山信任，赏识，就要靠他们自己好好的表现，积极的立功。表现和立功之道，除了顺便搜集匪特情报外，主要是要他们暗地里拆他们民革、民盟、民建……的烂污，作他们原来自己组织的内奸了。为了达到欺骗他们上当的目的，每个内线的领导者，就要讲究吹牛的伎俩了，牛皮能吹得满天涨，而又下马上破，那麽，他纵使不很成功，大约也不致太失败了。
如果欺骗不大行──所谓不大行，是指某个内线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劲，工作表现太少，而不是说他们受到共特机关遣派跟他有关系的人征求他参加工作时，敢于拒绝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看准了每个尾巴党派、团体中某个靠近分子可作为情报工具时，只要派遣一个跟他有点私人关系的人去作说客，没有不马到成功的。因为每个靠近党派分子慑于共特机关的淫威，害怕抗命马上会受到打击，是没有人敢于不接受的，何况有些人还为共特机关的权威所炫惑，以为凭空获此好靠山，对自己总是有利的。因而，一般来说，建立关系总是进行得相当顺利的。可是，关系建立后，这些买空卖空惯了的尾巴党派分子，天天给共特们催着要情报，催着要他立功，表现时，他眉就绉了，他就会悔不当初了。可是，反悔吗？又不敢，唯一的办法，就只好以消极的态度，随便拾些不关痛痒的情报送上，希求敷衍塞责就算了，但最讲效率的共特机关，这样就认为“不行”的。经过一再吹牛、欺骗，还是“不行”的话，又怎么样呢？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吓、胁迫这一套了。
威吓、胁迫这一套伎俩，大约使用于民革的靠近分子，总会生效的，因为，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吓、胁迫的话，横竖过去他们都曾在国民党当过一官半职，那麽，共特机关一顶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铛入狱，那时，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济琛亲自出马也庇护不了，而这样的例子已数见不鲜，难道，他们遇到共特机关威吓、胁迫时，还不乖乖地屈服吗？只是民盟的书生，和民建、民促、农工……等等吃左倾党棍饭惯了的棍徒们，有的恃著本身“历史清白”（？），有的恃著“为人民服务”（？）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于红朝，俨然以“侧座”人民功臣自居。于是，有些便不胜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烦而怠工于前，有恃无恐而拒绝恐吓、胁迫仍不肯积极效命于后，那共特们又怎么办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妈的！不听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这步田地时，如果调查过那位尾巴党派分子，不是由统战部领导的内线的话──有时也不用调查的──那麽，最常用的一套办法，就是给予“莫须有”罪名，关起再说了。像民促上海临工会委员的马学伟，既是马叙伦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马老头儿介绍进上海市教育局当一席中级职员的。可是，他就在我进情委会之前，为了不接受恐吓与胁迫而积极当内线，便由二工组五小组签准杨帆将他逮捕了，罪名当然是“反革命”！事后，不但沪市教育局不愿理，便是民促和马叙伦来函查询时，也给他们碰一鼻子灰。这个家伙辗转过几个审讯单位，吃尽苦头，最后送到漕河泾劳动营──集中营──去了。
有时，假如觉得面对着的物件，是值得慎重点处理的话，也许会在“利诱”这技巧上动动脑筋的。但用什么利来诱他呢？在社会部的预算下拨出一笔钱来么？共党对待这种周边内线分子，便是给他一分供给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过的。共特机关用钱虽涓滴之微，也是考虑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随意玩弄的工具的话，刚刚它又需要你，钱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物件的话，那麽，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挥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大大的才能，也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工具。因而，所谓利诱，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钱──的利诱。
不化一文金钱，还有什么利可诱？有的，在共特机关的算盘上，认为在共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不化金钱的利诱正多着呢，譬如看中某一对象吧，你只要对他说：“由于什么，什么原因，组织对于你可以放宽入党条件…云云。”那麽，他便会颇感兴趣了。我从不少工作中，都体验到这是实情，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倒也颇有意思。本来，共党在地下工作时代，入党根制甚严，我们原则上是拥护的，因为那是为了防止敌对分子渗进组织内。但那时，不顾坐牢、杀头，矢志参加地下党的人，与目前渴水混进“地上党”的人，用意十分九是两样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为追求真理，或一时的受了麻醉，但动机都是纯洁的，而勇气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红朝统治的地区，日夕钻营于入党的人，多数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已，尤其是在专制统治的社会里，一旦列身于党员之林，欺压人民的特权，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自己身上。有了特权、名、利、财、色都可以获得了，我虽然参加中共工作有十几年，可是，过去除了奉调入校学习外，十分之九的时间，过著随时会被逮捕，坐牢，杀头的地下党生活，特权的滋味没有尝到过。在这一次工作体验过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统治区，严格的入党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诱”的作用，但为了以此来“利诱”某些人为它效力或效死时，它是可以放宽入党条件，让其雀跃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觉的──像“火线入党”，便是人海战术的原动力。──这种市侩主义的组织路线，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是叛徒史大林及其史大林主义的培育下，庸俗，堕落的毛泽东反动派底狐群狗党走向自毁自灭的必然的道路。
如果不给他这一项“利诱”，还有别一项不化一文钱的“利诱”吗？有的，但在共特机关刻薄尖酸的算盘上，对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钱吧，如果要通过它去请求共党别的机关，或反映统战部帮助他，使他获得实权实职的高官厚禄，也是不可能的，较入党为迅速地，使你现实的□到“利诱”的滋味，通常就是立刻通过组织的决定，从四面八方来给你捧捧场，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后自然是致力于改造思想的学习的，那麽，报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造大有进步，还会请你作一篇自我宣传文章，批准给你刊登出来，甚至于在必要时，还可以捧你为“学习模范”。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会捧你为爱国商人，进步工商业家。若刚遇纳税，购债，而你清缴了，那麽，还可以捧你为纳税模范，或购债英雄呢！总之，一旦享受到什么爱国、进步、模范、英雄之类称呼，在专制统治社会里，众人皆受践踏而你独享荣衔，自然他距离获得财、利、名、色不远了，这又是“利诱”之一种。
至于对这种掌心里工具底最优厚的“利诱”，恐怕就是把他圈为什么慰劳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什么地方人民协商代表之类了。只要什么代表招牌一挂上身，自然身价十倍，名、利、财、色当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确的掌握著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杨帆有一天庄严地指示着我。
“欺骗、利用和威胁、利诱………”我表面上点着头，心里这样想着。的确，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调回北京止，为了加强领导过去移交过来的尾巴党的内线关系，而且，还为了要扩大这些关系，除了听任第五小组的同志们，尽情的发挥这一套外，有时，我自己也亲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耍了这一套可耻的把戏，然而，我心头实在是非常难过的，尤其是竺飞问题发生后，我更感到利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可怕，所以，后来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选拔一些忠诚可靠的，而又与现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第一流领袖如李济琛、张澜、黄炎培、马叙伦、陈铭枢、蔡廷锴、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等有密切关系的情报干部──经过相当时间的内线工作考验的，不论男女，都可将名单开给我，各附详细自白书一份。你协助二室田主任迅速给予核定，即发给津贴，让他们自动设法，由他们自己团体中调到北京去──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须绝对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务……”。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杨帆忽然找我去，这样命令我，又没有把企图宣布明白，开始使我满腹疑团，后来想通了，再经老田详细一谈，才搞清楚，原来中央是为了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袖的监视，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干部，很多是跟各该派的领袖有着密切关系的，也许中央感到这类干部不够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这么麻烦的任务，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谓日夜寝食不忘地进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实上只选到了十几名，其中女的也有几个。在现在的记忆里，多数已淡忘了，只记得有一位是刘妙英小姐，十七八岁时曾当过李济琛的私家女看护，而且还跟他有过暧昧关系，但后来因他太太的吵闹拆散了，但任老毕竟还算多情，十几年来还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初期，李氏留连在上海喊民主时，她适在中美医院当看护，原与一医生热恋，正谈婚嫁，但却恰任老几度慰问，几番旧梦重温而引起该医生反感而拆伙了。刘小姐也在这时黯然离开了医院，但任老仓皇逃港时，却没有带她走，只托陈建晨照顾她。陈就把她介绍到一家私家医院里当看护，听说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织，我们组里派出去跟她联系的女同志云英，对她这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还对着云英咬牙切齿地咒咀任老。这些惨痛的经历，解放后更激发起她追求“妇女解放”的幻想，于是他也利用工作余暇，追随陈建晨参加民革活动了。因为她参加民革活动在半年前给五小组建立上工作关系，她不但报告了陈建晨和民革的活动，连任老亲笔写给她的两封信，也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她对共党工作的热情是火般热的，所以，当云英同志向她提出这任务时，她马上接受了，云英还指示她，能够跟他恢复暧昧关系更好，因为这样子对工作更有利，刘竟兴奋过度落下泪来！“这个老油条如果敢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存一丝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这几根老骨头！”后来，云英同志对我说：“像这样珍贵的工作关系，你应该跟她见见面才送上她，好鼓励她一番，更提高她的工作情绪。”到我和她见面时，除了跟她略谈一下工作之外，还告诉她：“曾一度充任过任老的私人医生的谭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进步，对共党也常露一片忠诚，现在正在北京，任老对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联络，慢慢设法，把他也组织起来，那麽，对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围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奉调回京后，知道谭医生也真的给她组织起来了。
在民建，则由杨拙夫选择了一个年青干练的雷浩清，设法征得黄炎培的同意，调往北京总会工作，针对蔡廷锴则也调了一位曾任十九路军高级参谋，失败后仍追随老蔡多年，现在也列身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陈昶和，设法赴京。陈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会部干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很快便通过他侄子的关系与华东社会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关系。而黄绍□的妹夫王加岳原在上海市政府当技正，解放后不久也参加了民革。我参加情委会工作后才跟他建立起工作关系，他虽然是一个技术人才，可是，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却是向来颇感兴趣的，关系建立后，他便很热烈的参加了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新任务时，他很高兴，而且，他说刚刚中央交通部有电调他赴京工作，于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余对张澜、马叙伦、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等都选择了适当人员次第调进了北京，转移给北京的特工机构领导。毫无疑问，北京这一大批“敬如在”新贵，在重重监视，封锁下，又加多了一层内线监视网，他们的一言一动，更难逃避毛泽东反动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组第五小组的工作，从建立关系工作，到领导工作，都曾扩大和加强了。所收集的情报和根据某些情报中所发现的问题而加以处理，都表现得有相当的收获。可是，从各位同志处理业务的立场和作风上，却到处暴露著可怕的温情主义的偏向。这种温情主义的根源，是因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他们以为对敌人可以残酷些，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却可以客气些，可以不必那麽认真，这是应该受严厉批评的。同志们！在今天的工作总结会议中，我不得不强调向大家指出，就是：谁能够本质上以对待敌人的立场和原则来对待同盟者，谁就是最正确的！谁就最值得嘉奖的！为了完成任务的便利，虽然技术上，形式上对待敌人和友人稍有差别，可是，如果谁把技术上的运用侵犯到原则，形式上的冲淡影响到本质和内容，谁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你们了解了吗？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我们政治保卫工作者的任务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用对待敌人一样高的政治警觉性，来控制、监视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许他们再变成敌人。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形迹，他们会变成敌人的可能，便要立刻处理，绝不允许犹疑！如果在同盟者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那麽，便立刻去歼灭他……。
“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必须肃清观念中的温情主义偏向，站稳立场，正确作风，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务………。
这就是特务头子杨帆，在一九五○年，对于二工组第五小组夏季工作总结会报时的指示。像这样的说话，在对中共内部的干部会议中发表，是无所谓的，即使听者有的感到警讶，有的感到骇惧，还是不会激起多大的风浪的。可是，像这样露骨的谈话，如果公布在解放日报上恐怕马上有许多同盟者，尾巴党分子，无耻的靠近者给吓坏了。在中共特务头子的辩证看法里，原来同盟者是跟敌人一样的。我们对“友人”那麽残酷了，可是杨帆还批评我们犯著温情主义的偏向，难道，还要迫我们对同盟者走上滥捉滥打滥杀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吗。
在情委会期间，我除了对本身专任的第五小组业务全神贯注外，对第二工作组的其他部门，因副组长的关系，也不得不有时注意的。如今回忆起来，有些也值得在这里记一记的。
第二工作组每天综合各小组的情报，编辑油印成一小册，必须放下午四时前发出，一份留本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杨帆、王范、李士英、陈毅、饶漱石。后来又增送一份给刘晓，一份报中央社会部。但特别珍贵机密的情报，必须以密电方式，密封呈报上级，而不列入油印册内，以免□漏。核定情报编印列报与否，主权全操在张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顾，别的副组长无权过问。我对张浩的专横，开始是不服，是质询，是批评，后来便是争执，最后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组长也是差不多。从对中统系，ＣＣ党干系，工特系，所谓反动社团，会门团体中各种内线报来的情报中所发现须要处理的问题──决定作监视或逮捕等处理办法的决断者，只是张浩，有时，不大重要的物件，他决定执行后，连对胡主委和杨部长也用不着签请批准，便去执行了，这种专横作风，常使胡静波为之瞠目结舌，但杨帆却是善于事后追认他的所作所为的，如果干得出成绩来，还传令嘉奖。但老胡和我们呢，如果不“事先请示，事后报告”，那麽，即使你干出天大的成绩，也难免遭受处分的，原因无他，完全是由于他是老杨的心腹干部，是老杨的嫡系，他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到这样的程度。
据说，破获中统系上海潜伏组唐煌案，是张浩不经请准，擅予迅速执行的结果。因为能够大胆地从发现线索，到破获伪造人民币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报告杨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辗转请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杨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大加嘉诩。尔后，这种作风，便越来越发展得利害了。
大约由上海解放，到我离开上海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属二工组工作范围的特务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余人，遭受决定秘密监视或公开管制的不下万余人。大约初被监视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会的直属侦察干部或地方情报单位继续给予跟踪、打梢、侦查等秘密监视外，余则将案移交二室分发各地方管制单位给予公开管制。公开管制是与地方公安派出所与民政机关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国特嫌疑比较轻的ＣＣ党发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给予监视或管制时，偶然受到管制者对他怀疑加重而加逮捕，则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会直接出面，他就是这个原因。像过去曾当过潘公展秘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科长的皮松年，虽非存心靠近，但却目击国民党大势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误信共党的虚伪宣传，以为在宽大政策之下，作个顺民，苟全性命于乱世，总是可以的。那晓得上海解放后不久，皮便立刻给张浩批交地方单位管制着，不但连职业找不列，离开上海市到国内别处去也不许可。失业经年，典当拍卖殆尽，最后，只好决定，打算偷偷溜到国外的香港。但这计画和准备，却给地方管制单位侦察到了，正在他动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关进牢里，饱嗜铁窗风味后，再放出给予公开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到一次。这样同时由里弄小组日夜监视，就连远端偷跑的可能也剥夺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时，闻又被公安分局关进牢里，迄今下落不明。这就是情委会地方单位与地方公安，民政机构配合监视、管制的一例。每个公安分局一个情报单位与一个管制单位，都是属于社会部的，前者属情委会，后者属二室，而后来上海市公安部名义上撒销，便成立了一个公安总局下的社会处，而处下组织，编制与公安部一样，人事上全由社会部分拨下来，分担地方工作。
情委会的业务会报，是每星期召开一次的，情委是当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组副组长而非情委的，在特许下也可以列席。像我们这样缺乏发言权利的历史“不清白”者，还是以少说话为妙的，除非事实上被催迫不过，不得不提出业务上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才勉强简单地说几句话。但是，老杨那些亲信们，就好像不多说话，就不足以表现他（她）们的说话天才一样，动辄滔滔不绝，使我们厌烦疲倦，恨不得借故遁开。尤其是当老杨也抽空参加会报时，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各自尽情表演，希博得他们的老板的赏识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华东社会部接到由台湾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报告因自沪、甯、杭解放后，半年来地下潜伏组织被破坏殆尽，迫得决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干部，取道舟山，潜进沪、甯、杭地区继续潜伏活动。跟着那些早就渗进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内线，均分别由各内线系统所掌握的地下电台，发来了一连串详确的电报，军统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厅，与蒋经国系的国防部政治部等机构内呐内线，前后由台北地下台，凤山地下台，与龟山岛的地下台发来了报告，有的报告了派出的特务底名单，有的连特务们的简历，及派离台北的日期也详报了。而从中统系内政部调查局的内线，由台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也报告了内调局亦派遣出一批干部离台，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则取道香港潜入广州再转入各地，名单简历也一列列报告来了。同时，中央社会部也有指令急电下来，同样是指出了这事件的严重性。大约，中央派台的直属内线，也有同样报告去了。
这些密电是由华东社会部的几个呼号不同的电台分别收到，先送到部的秘书处，呈杨帆审阅过，才批给情委会有关各工作组签办的。各工作组经过清查各种国特系统，过去被中共所收集编制的用名及简历卡片──这些卡片是按姓氏笔划多寡顺序编成的，多数附上简历及社会关系，有些还附上照片。所以，对着电报清查起来，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只有一些新进特务──分别抄录附注电报后。跟着，舟山的地下电台也有急电来了，而且，几通名单，算起来有六十多人，打算于夜间乘帆船分三处登陆，一处在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一处在钱塘江口金山卫、乍浦附近，一处在宁波附近。三伙人都有各该地的本地人带路及准备登陆后作社会环境掩护，而且，各伙都配备了短枪，手榴弹，计时炸弹，每人身怀值黄金二两之川资。这就表明了必要时就打游击，而计时炸弹，据情报指出，是计画进入上海后，不惜任何牺牲，要暗杀杨帆、李士英、陈毅、饶漱石的。这些来自台湾舟山的情报，都曾使华东社会部震动起来。
于是，在一个午夜里，杨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委会的紧急会议，讨论调派与各种国特系统有关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军统，中统，团统，工特系统内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干部，都要一齐出动，配合公安部队，到上述三个地点去迎接。开会时，杨帆首先宣布：这个会结束后，三队人马立刻出发。因为刚才接得舟山潜伏在军统系与中统糸的内线分别拍来的急电，说国特们就在今明两天的夜间，由海军登陆艇护送帆船靠岸登陆，除已密电各地严密准备外，部里的人马必须及时赶到。因而，杨帆要求这个会议，应尽快结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们，却也一如过去，在老板面前企图大加表演，渴望抓着这个重要机会，来大大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好邀老板的赏识。
当杨帆循例这样一问：“同志们！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没有？”声犹未了，这边站起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他底补充计画，那边又站起一个人，同样他滔滔不绝地提供了他底补充计画，两个、三个、五六七……个，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我的计画不但可使登陆的国特被一网打尽，半个逃不了，而且，还可使他们永远不敢作这样的冒险。”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假如照着我的计画，把宁波、金山卫的两路逮捕起来，单独放开浦东一路，给他们在我方监视下入市，待他们与市内国特地下机构取得联络后，再给予全面破获。这样不但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使他们残存的一点未被发现的地下组织，再受到澈底的破坏，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子，你说一顿，我驳一顿，几乎闹到天亮了，还没有结果。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哑巴”，固然不耐烦，而杨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气，突然用拳头捶著桌子大声说：“天亮了！天亮了！现在要马上出发，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乱纷纷的讨论了。现在大家用举手来表决吧，现在统计起来，意见不过有三种，赞同我的处理办法的举手！”
这么一来，谁都可以料到，举手赞同老杨的办法的当然占了大多数。老杨看见举手解决了问题，还怒犹未息地说：“尔后讨论问题，大家不能再这样乱发言了，这算得什么会议呢？”
后来的结果，却是并不如杨帆的希望，仅是两路被截到，一路却给逃脱了。
而情委会内，就为了追踪这逃脱的一路人马而乱糟糟地吵闹了几个月。根据名单，被抓到的并不多，却害了与这些名单有点社会关系的人们，饱受监视、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会的工作表现，多是得力于内线的，杨帆曾一再郑重指出：“没有内线，就没有正确的情报！”因而，根据我的了解，华东社会部三室和情委会，现在不但继续在台湾大陆的游击队内培养内线，而且，对国特机关在解放区的潜伏组织，他们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义”的──这就是他们对某一国特系统留沪组织虽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计它的破坏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内线在内活动的话，常常是有计画的保留它的。等待这一系统国特由别地派来沪时，与它接上关系的增多了，才放弃了对它的“保留主义”，而予以一网打尽。这是最毒辣的斗争技术之一。
往事萦徊，伤心倍甚！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正杨帆、胡静波、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后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对台湾的渗进工作，有的在港从事破坏国特驻港机构的活动，和破坏“第三势力”运动。而有一二人，更曾狭路相逢过。可是，大家都黯然无言地避开了。我特借此寄语这些得意的与失意的共特老朋友们：“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虽然淡伯，却也精神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