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图)

站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台上的莫言,不知道他是否有恐惧,他恐惧的又是什么。

 

“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趋于好转——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1987年,前苏联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时这样说。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感言

 

布罗茨基出生于列宁格勒,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给自己制定这样一个规则: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国家体制发生冲突。这是几乎所有少时就开始写作者的自觉:艺术,永远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而写作,是一件再个人化不过的事情。

哪怕背过身转过头低下眉,不愿和政治对视,苏联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姿态存在。布罗茨基24岁那年,以“社会寄生虫”罪被判去俄罗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天寒地冻,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几年之后,布罗茨基被塞进一架飞机,被迫流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里,布罗茨基绝不是曾受过迫害最深的——同样来自前苏联的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即使给赫鲁晓夫接连写了几封软弱而谄媚的信,最终仍然只能被迫拒绝领奖。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可以通过顺从,把苦役和惩罚变得荒谬,这绝不是简单的精神胜利 法。如《圣经》所说:“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请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 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

对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剧作家来说,艺术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它可以战胜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国家的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

莫言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恐惧?

莫言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演讲者之一,他的词句有让人信服和感动的奇异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主题是:“孤独和饥饿是我创作的源泉。”哪怕他当时已白胖如弥勒,他讲的故事仍让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词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担的国家形象、得到的毁誉、在政治时代中的承上和启下,都远远超越一个说书人。

有两个莫言:小说里的莫言,讲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后者。

在我眼里,莫言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写于1989年的《酒国》。虽然这是他语言上最粗糙的小说,各种文体杂糅的实验也并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胆大包天,对腐化滥情时代的预言精准得如同神谕。

小说写检察院调查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吃婴儿的案子,酒国市是乌托邦,是索多玛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丽的逍遥宫,官员的食量和欲望一样大,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无法拒绝权力和财富的诱惑。

小说中,作家“莫言”也被诱惑,造访酒国。他写道:“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 车卧铺上。我知道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也有着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 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副假面。有时我的确感到这莫言是我的一个大累赘,但我却很难抛弃它,就像寄居蟹难以抛弃甲壳一样……这个莫言实在 让我感到厌恶。”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着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不应该怀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虚伪、懦弱、经不起任何诱惑,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说中不仅预测了国家的败坏,他甚至预测了自己的败坏。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

“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人生。”海明威这样说。无论是组织化的协会、日益增加的公众声望、接踵而来的赞美与崇拜,都会使作家褪掉孤独,成为平庸的人。海明威选择自杀,这并不是出于绝望,而是杀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荣誉和诱惑,则是写作者的坟墓。

对于莫言的指责,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对政治的冷漠,选择性忽视的冷漠。莫言的辩护者则呐喊: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道理。对作家来说,拿起笔,对着白纸,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对的只是创作的净土。那 时候,没有读者要求他负起社会责任,没有意识形态要求他背书,没有历史要求他做见证人。而当他的创作开始成功,一夜之间,社会忽然要求他对道德、主义、宗 教、政治负责。

那么,作家和政治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加缪式”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说:“当我只是一个作家 ,我将不再写作。”在他眼里,写作的过程就是政治抗争的过程。

另一类作家,就是“博尔赫斯式”的。这位阿根廷作家一生避免与任何现世的斗争和意识形态挂钩,对于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盖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说:“贝隆主义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是他已无法改变。”

加缪为了承受历史的人民写作,这并没有减少他文本的纯净;博尔赫斯恪守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不额外承担任何社会义务,而丝毫没有降低他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 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 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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