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创造了怎样的“中国奇迹”？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八
改革开放创造了怎样的“中国奇迹”？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环境日甚一日地被污染，资源日甚一日地被透支，国民的健康日甚一日地被损害，贫富的差距日甚一日地被拉大，传统道德和文明日甚一日地被毁坏------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证明，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毁灭生态环境，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为惨重代价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增长”！ ——题记
一
2011年4月3日，享誉全球的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繁荣让英国‘自惭形秽’”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埃莉诺•米尔斯的英国人，他在文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来到中国后所感到的震惊。
他写道：“我从伦敦希思罗起飞，11个小时之后抵达上海。它看着像是未来。这里大得叫人难以置信。即使是从空中俯瞰，中国的这座超级城市——人口达2000万——也似乎绵延无尽。一模一样的以马口铁为屋顶的蓝绿色工厂不计其数；一排排崭新的高楼；仿佛无边无际的玩具镇内均匀分布的乐高建筑模型。而机场……
我是从希思罗最新、最漂亮的第五航站楼出发的，那里人挤入，弥漫着一股汗味，到处都是航班延误的旅客，感觉就像第三世界的公共汽车站。相比之下，上海的机场一尘不染，它有两个崭新的航站楼，与无论哪个相比希思罗的第五航站楼都像是可怜的小温室。
在中国，人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修建高速铁路；他们的目标是连结重要城市，促进贸易和就业。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修建了庞大的公路网络。------这里到处都体现着进步、活力和对贸易的渴求。”
想当年，毛时代的中国留给西方人的印象，除了专制愚昧恐怕就是贫穷落后了。事实也确乎如此。那时的中国，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得凭票供应，很多青壮年人吃不饱，城市面貌和基础设施更是比西方落后许多。
与那时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确实发生了足以称之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和铁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辆辆轿车川流不息，一间间商场琳琅满目-----每到夜晚，闹市区更是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市声喧嚣，一片繁华景象。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一线城市，其发达程度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无几。不久前举办的“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更是以其举世无双的奢华和规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令众多挑剔的老外也为之折服。
而在所有的变化中，被中共视为改革开放最大成果和其政权合法性金字招牌因而也最为它津津乐道的，则莫过于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也就是被大陆媒体和一些海外媒体竞相热炒的所谓“中国奇迹”。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持续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水平，在全球可统计的166个国家中位居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五的韩国高3.5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七的印度高4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居世界第10位。但到2010年，便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试想，在这样的“奇迹”面前，像埃莉诺•米尔斯这样对中国并无深入了解的西方人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然而，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撇开统计造假的数字水分且不论，一旦人们对中华民族为近30多年来的高增长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以及这种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究竟如何有了充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恍然大悟，所谓的“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被有的人称为“奇迹”，当然是因为它超乎寻常的持续的增长速度。不过，如果我们放眼近几十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别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其实也在高歌猛进，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俄罗斯巴西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印度为例。1991年印度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在果断抛弃陈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之后，企业家的活力得到了释放，贸易被刺激起来了，外国投资也被吸引来了。1992年后，印度象雄起，GDP增幅从1年前的1.3%迅速升高至1996年的7.8%。5年间，印度实现经济年均增长6.2%。尔后，1997年至2002年的5年里，印度GDP年均再涨5.5%。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年，即2003年至2008年，印度又分别以3.8%、8.1%、7.5%、9.4%、9.9%的GDP年增幅，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姿态，GDP年均增幅进一步升至8.8%。2009年，印度GDP年均增长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10.4%，高于中国0.1个百分点，第一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大型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印度主要评级和研究机构印度信贷评定与投资服务公司2011年1月4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强劲的内需将推动印度经济在今后5年实现年均增长8.4%。IMF称，中期来看，印度可实现经济年增长8%至8.5%，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则更加乐观，他们认为在2010至2015年间，印度GDP的年均增长可以达到8.8%，超过中国的8.7%。
印度推行经济改革20年后，近两亿民众摆脱了极端贫困，其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重也增加逾一倍，人均GDP更是增长了4倍多。如今，印度常常被当作一个典范，证明亚洲的一个民主制国家如何能够与中国的飞速发展不相上下。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现任总理辛格总结说：“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过4届政府，但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逆转我们确定的经济改革路线。不论政府如何构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胁。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当然，与印度俄罗斯巴西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又要更快一些，但这种差别充其量只是数量上的，并非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它们都处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在这个意义上，不乏学者认为，把中国经济增长称作“奇迹”，未免有点夸大其词（注1）！
不过，“中国奇迹”到底是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想在这里深入探讨的主题，我们的想要阐述的主题是通过对比“金砖四国”经济的高增长，找出“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由此揭开蒙在其光鲜外表下的真实内幕。
三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金砖四国”的经济高增长总体上都是在全球市场体系高速扩张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同时它们各自都实行了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化改革。这两点恰恰正是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里能够同步实现高增长的共同原因——全球市场体系的高速扩张为它们大幅度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化改革则极大地激发了各国潜在的经济活力。
不过，这两个原因虽然能够解释“金砖四国”为何在几乎相同的时期里能够实现经济的同步高增长，却无法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何以又比其它三个国家明显要更快一些。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
像所有造反起家的专制政权一样，中共从当政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如何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暴政，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更使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文革后，由于中共本性不改，继续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动，罔顾中国民众的民主呼声，拒绝还政于民，死心塌地地坚持一党专政，只能把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经济改革上，更准确地说，也就是寄托在经济增长上。因而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经济增长远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任务，而成了关系到中共能否赢得民心继续执政的头等政治大事。
“六四”屠杀后，惧怕失去权力的中共彻底关闭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发生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的这场血腥屠杀，虽然用坦克和开花子弹成功地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但也使刽子手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民众对中共实行政治改革还残存着某种幻想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幻想都被彻底击碎了，中共的政治声誉也因此一举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失去了除经济增长之外的所有合法性资源的政治情势下，中共比谁都更清楚，能够让民众继续忍受其一党专政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经济的高增长，进一步做大财富蛋糕，从而在物质需求上给予他们更多的满足。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强压在民众心里的不满和怒火很可能就会因此爆发，共产党的统治很可能就会因为百姓的揭竿而起而毁于一旦。换句话说，能否实现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此时已不仅关系到中共能否重塑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直接决定着它的生死存亡。
因此，“六四”屠杀之后，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中共眼里被进一步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整个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必须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予以确保的死任务，也成了医治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甚至变成了公共治理的唯一目地。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中共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把维系一党专政的砝码孤注一掷地全都押在经济增长上。其结果，便导致了盛行至今的GDP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
四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给出了许多定义，有人称它是投资依赖型的，有人说它是出口导向型的，更多的人则把它定义为粗放式的。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更确切地讲，它其实是一种GDP主义主导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核心就在于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形象地讲，也就是GDP为王，GDP挂帅，一切围绕着GDP转，只要能够增加GDP，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不讲质量和效益。
与众不同的是，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具有追求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罕见动力和激情，同时还拥有在短期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迅速拉动经济高增长的各种能力和手段。这是因为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共大权在握，垄断了经济增长需要的几乎所有要素和资源，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注2）
一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有着超乎寻常的饥渴，另一方面同时具有在短期内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能力和手段，这样一种GDP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是“金砖四国”中的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因为握有这件“独门秘器”，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和激情不但远远超过了印度俄罗斯巴西，人为压低各种经济增长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的能力和政府的投资能力也都远远超过了它们。前一种能力既为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也使中国产品因为低价优势而得以畅销国外；后一种能力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总额。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金砖四国”同样受惠于全球市场体系的高速扩张和更加开放与自由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都出现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何以中国增长得比印度俄罗斯巴西更快？奥秘就在于此。如果没有这个“独门秘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印度俄罗斯巴西，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中国奇迹”。
不过，源于中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情势的这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固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同时也注定了这样的高增长必然是一种病态畸形的“奇迹”。这也正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深入分析的。
五
以GDP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其具体特点表现为“八高”——除了高增长，还包括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高成本、高投资、高出口和高风险。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众多严重问题，可以说都源出于此。
让我们先从高污染说起。
由于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追求GDP的增加值，中国经济的增长简直成了一场拼环境拼资源的战争，由此导致的最大的负面影响，莫过于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
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在当前的中国环境污染版图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形势最为严峻的三大重灾区。
PM2.5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测控空气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PM2.5密度小于10是空气的安全值。2010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一张2001年至2006年PM2.5平均值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展示了全球的空气污染形势。从这张图上看，PM2.5密度最高的地区是中国和北非、东亚，其中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全部高于50，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比撒哈拉沙漠还要高很多。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3月2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经济发达地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显著增长，使得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PM2.5污染进一步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能见度降低。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已成了国人越来越遥远的梦。以致有人戏谑说，如果你位于PM2.5指数高的地方，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得背井离乡，穿越千山万水。
空气污染成这样了，那么水呢？据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毛如柏披露，从2005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3年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的执法检查，结果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有水皆污。
据《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3月19日报道，中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而据2011年8月出版的《半月谈》披露，近几年全国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为此每年群众上访达2000多人次。2012年1月12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有一篇报道称：“我国现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可见，对于中国农民中的3亿多人来说，喝上一口清洁的饮用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土壤污染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2006年7月18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视频会议上透露，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用污水灌溉的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200万亩，合计超过1.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伴随着GDP的高增长，中国近30多年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中排在第133位。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曾有专家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就连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都曾公开表示过：“一系列数字和事实，使我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撇开别的不论，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国民的健康，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根本的保证。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今已成为国民健康名副其实的头号杀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的感叹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他曾对记者说：“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抽烟、不喝酒、注意饮食，为什么也会得肝癌、胃癌或者肠癌？我家很干净，为什么孩子得白血病？这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污浊、饮水有害、食物有毒、家具有味的环境里，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得病。”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每年因空气污染而致人死亡数目最高的国家。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疾病，而中国每年大约有656000人死于由室内或室外空气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占全球总人数的32.8%（注3）。另外，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中国人有1.9亿（注4），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发病致死的有9.56万（注5）。
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还导致了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上升。2008年4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增长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个死亡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总人口，接近200万人，其中以肺癌死亡率的上升速度为最快。据中国卫生部2006年公布的消息：“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高发癌症变化明显，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4位，跃居2000年的第1位，上升最为明显。各种数据显示，无论患者人数、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中国目前（2010年）已经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国（注6）。
2012年7月9日，卫生部通报说，中国目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达2.6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全国总死亡的85%（注7），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另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05》披露，中国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病的人数达250万至300万，每年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高达1301.17亿元人民币，其增长速度接近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而慢性病高发的罪魁祸首也是环境污染。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披露的数字，由于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2006年已高达145.5／万。每年80万到120万先天缺陷儿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终生残疾（注8）。
六
与高污染同样惊人的是高消耗。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其实是一个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注9）。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持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节约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GDP主义的主导下，中国的当政者和企业家却严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当政者看重的是当下的政绩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企业家关注的是眼前的经济效益而不是资源利用率，是如何获取更多的经济价值而不是被消耗掉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必定是以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和挥霍浪费为前提的，是以牺牲中华民族未来的生路为代价的，因而也是难以持续的。
如今，连习惯于文过饰非的官方媒体也不讳言“我国是世界上浪费最严重，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的6倍，欧盟的5倍多，日本的9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而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人民网2005年11月28日载文称：“由于开采方法不科学及工业生产空排空烧，我国可燃气资源利用率不到1%，一年就浪费8个‘西气东输’的输气量。”
煤炭在中国能源产业和消费结构中占７０％左右，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战略性能源。尽管中国人均煤炭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煤炭资源浪费却十分惊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张宝明曾痛心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国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间，煤炭资源就浪费了２８０亿吨。” 据该报报道，目前全国拥有各类煤矿２．８万座，其中国有大型煤矿２０００多座，产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６５％，矿井回采率（开采出来的煤量和可采储量之比）平均只有４５％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３５％的乡镇和个体小型煤矿２．６万座，这些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１５％－２０％。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资源回收率能达到８０％左右，他们每挖１吨煤只消耗１．２－１．３吨资源。平均下来，中国的煤炭回采率只有３０％，相当于采１吨扔２吨，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一半。如果回采率仍然维持在这个水平，２０年后至少还将有１１８０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掉。
再来看水资源。现在中国单方水GDP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专家称，“华北地区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开采方法，再过15年，地下水就会全部枯竭……”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根据2010公布的遥感调查，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
森林资源破坏和浪费也很严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据统计,中国森林在10年间锐减了23%，可伐蓄积量减少了50%，云南西双版纳的天然森林，自50年代以来，每年以约1.6万公顷的进度消失着，当时55%的原始森林覆盖面积现已减少了一半。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是全球最权威的独立环保机构，它发布的《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推出了两项指标，其中之一为“生态足迹”。什么叫“生态足迹”？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维持人们从事生产及生活所需要的全部陆地和海洋面积。地球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面积共为113亿公顷，人均1.8公顷，而人类人均却消耗了2.2公顷土地海洋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生态赤字达0.4公顷。中国人均资源只有0.8公顷，人均消耗却达到了1.5公顷，虽然消耗量低于全球平均数，但生态赤字为0.7公顷，远高于全球0.4的平均水平。
因为遭遇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和被大肆挥霍浪费的缘故，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被严重透支，可供未来利用的越来越少。按照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的研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地挤占农业用水，中国的农业缺水在300－50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缺口达60亿立方米，667个城市中420个缺水，共计105亿立方米。到2040年，全国淡水资源供给对需求缺口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另外，未来30余年中，中国55%品位的铁矿石缺口在173亿吨到326亿吨。再则，即使按照2009年中国低水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量，剩余的石油可采年限也仅为7.08年，天然气为39年，煤炭为108年。即使未来石油和天然气按照目前发达国家最低的消费水平变动，中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远远不够未来31年的消费，石油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15.5倍，天然气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3.14倍（注10）。
试想，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吗？
七
除了高污染和高消耗，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还有极端冷血的高剥夺。
为了维持低成本的经济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GDP的规模，中国政府一直不惜以行政权力蓄意剥夺广大中国民众的基本权益——包括他们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以及经济收入和收益等。就此而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啻就是一部中国民众的血泪史。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此描画这部历史的全景，只想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章为例，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夺。
按照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的分析和概括，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剥夺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首先是农村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
第二种是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制度性剥削，其具体形式包括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这种剥夺，中国政府获得了数量相当惊人的财富，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农民工每年被卷走的财富就达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剥夺的一个力证。
第三种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到新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表明，在改革开放近前20年，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这些年里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毛时代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
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当然，被剥夺的绝不仅是农民，通过国企改制、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低工资、低利率、低汇率等方式和手段，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都遭到了政府程度不同的剥夺，这种剥夺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由此导致的一个最大的恶果，便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
改革开放30多年，高增长的岂止是GDP，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同样也在高增长，在GDP迅速跃居全球前列的同时，中国已一举跨入了当今世界分配最不公平、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刚刚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持续下降，目前的比例不到40%，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数值。中国官方的最新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低于政府财政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中国人社部专家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的国际警戒线，中国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是最穷的10%家庭收入的65倍。而这一切，正是高剥夺的必然结果。
八
高污染、高能耗和高剥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高成本。
凡是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评价GDP，不能只看收益，也要计算成本。只有在扣除成本之后，才能看出GDP的净效应（也就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净效应并不一定跟收益成正比。即便收益再高，数字再漂亮，但如果成本居高不下，GDP的净效应肯定也不会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所谓的“中国奇迹”便立刻露出了马脚。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经济增长与作为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总和的国民财富密切相关（注11）。经济增长固然能创造新的财富，带来收益，产生正效应，但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技术进步的相对性,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已有的财富损失浪费一部分，也就是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具体而言，这个成本指的是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投入之外所付出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前者包括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后者包括因为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会因素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成本。显然，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社会的财富存量才会增加，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才是正的，含金量才会高；反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社会的财富存量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就是个负数，经济增长就成了一桩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
而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统计指标的GDP，恰恰没有扣除经济增长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它只告诉了我们社会当期新增加了多少财富，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多大，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本即负效应有多大，在付出成本产生负效应后，整个社会的财富存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果是增加了具体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总之，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怎样的。就连中国官方的统计权威也承认“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注12）
为了弥补GDP的这个重大缺陷，准确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动情况也即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国外经济学家在GDP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中国政府也开始了绿色GDP的研究工作，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GDP的核算体系框架。
所谓绿色GDP，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得出的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换句话说，只有从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后，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究竟有没有带来国民财富的净增长？如果净增长了，是否跟GDP的增长同步？一言以蔽之，才能看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究竟是多少？
那么，从绿色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成本究竟有几何？它的净效应到底怎样呢？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牛文元教授在21世纪论坛2001年会议上曾披露：“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注13）。”
2006年6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新闻发布会透露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GDP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个分析，损失大约为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左右。”
《半月谈》杂志刊载的“中国奇迹背后：长期偏重经济发展忽略自然规律”一文告诉我们：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从2002～2006年的五年间环境污染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6亿。若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计算,中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万亿元，占GDP的12%多。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2000～2006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及破坏事故11706次。其中2006年全国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达到了842次,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
可见，上述有关自然成本的数据尽管并不一致，但即便是最保守的统计，也相当惊人。一旦扣除这块成本，中国的GDP显然将缩水不少。
2004年2月16日，央视国际播发的报道《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称，“据有关部门统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一直保持在８．８％的高速度，但其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５％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６６００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７．７％，位居１９２个国家的第１６１位。”同年3月4日，新华网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对片面追求GDP增长说不”的文章更明确断言：“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８．７％。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７８．２％。这意味着，过去１５年中国ＧＤＰ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６．５％。”知名经济学家刘胜军博士说得更直白：“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注14）的状态”（注15）。
牛文元教授对中国国内储蓄率的研究从一个角度为上述论断提供了佐证。他告诉我们说，“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显示，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2位(仅次于非洲资源国家博茨瓦纳)。1999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4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但是，由于中国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即中国国内储蓄率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注16）。
还要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公布有关经济增长社会成本的具体数据，但从已有的资料来推算，这个成本显然不小。试想，如果再把这部分成本扣除掉，中国的GDP还将缩水多少？所谓的“中国奇迹”，到头来完全有可能是白玩了一场的零增长，甚至很可能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
九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不仅代价惨重，成本惊人，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悬崖边的增长”。这种高风险，除了跟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高污染、高能耗、高剥夺和高成本有关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大特点——高投入、高出口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先说高投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30多年高增长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超高水平投资的支持（注17），而这种超高水平的投资率又是由中国政府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来维持的，说得更直白些，也就是靠中国政府强摁着自己控制下的国有银行增发贷款来维持的。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中国超高的投资率根本就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是以巨额的银行坏账为代价的，它所包含的金融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然而，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框架下，由于保增长始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国政府在为投资提供金融支持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投资有无风险和效益，而是能否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收到增加GDP的效果，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都会不计代价地出手。可见，这种金融支持纯粹就是政府实现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予取予求的政策工具，根本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
事实证明，由于严重忽视风险和效益，再加上腐败的侵蚀，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势必导致金融资源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和浪费，进而沦为银行坏账。而且，中国政府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苛刻，投资越高，浪费就越大，坏账也就越多。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利用其建立在金融垄断之上的这种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固然成功地维持了超高水平的投资率，从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
那么，中国银行累计产生的坏账到底有多少？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35％。有学者估计，截止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注18），约占2006年GDP的17%。
巨额的银行坏账不但变相盗窃了中国百姓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它就像一只蛰伏在“中国奇迹”阴影中的猛虎，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巨大的危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了清理多年累积的巨量坏账，挽救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
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了15000亿元的坏帐。2004年，中国政府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了2787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了60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但不管剥离也好，注资也好，其实都没有真正消灭坏账，充其量只不过是将它们“左兜换右兜”，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科目下挪到了那个科目下，从现在支付被延期到了未来支付而已，最终都得付出隐性通胀、高物价的代价，由纳税人买单。由此不难想见，因为存在着巨量坏账，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泡沫究竟有多大，风险究竟又有多大。
更糟糕的还在于，尽管中国政府从1998年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频繁和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却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杜绝银行坏账的产生，只不过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说到底，这是因为产生坏账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的金融垄断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政策工具的特殊功能，而这一切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坏账将源源不断地产生，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这也正是中国银行坏帐最可怕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年之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中国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据2011年6月2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国银行业能否托起四万亿之累？》一文披露，2008年，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出口业时，中国政府责令中资银行为大规模信贷扩张提供支持，以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中资银行积极展开行动，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总计人民币20万亿元(合3.1万亿美元)。银行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发放给了地方政府借贷者。估计这些贷款的坏账率为25%至30%，即人民币8至9万亿元。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清理和拯救，中国的金融系统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危状态，很可能再一次掏空纳税人的腰包来修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银行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可见，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银行坏账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迄今尚未爆发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维持着40％左右的超高水平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一向喜欢存钱，而且在金融市场封闭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钱存到国有银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不良贷款失去了高额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的数额）的掩护，就会大白于天下，那时银行离危机也就不远了。尽管当下谁都无法精确预测危机何时将会降临，但可以确认的是，惊人的银行坏账已经为迟早将会到来的这场危机准备了充足的弹药（注19）。
十
如果说高投资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高出口则必然使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剧增。后者与前者一样，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笼罩在一片高风险之中。
作为典型的投资依赖型经济，中国长期畸高的投资势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何消化这部分过剩的产能便成了横在经济增长路途上的一大难题。幸运的是，在冷战后全球化市场急剧扩展，国际间经济联系明显加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因为高投资而产生的庞大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暂时找到了出路。在国外市场需求强劲的前提下，依靠着领先世界的超低价格，中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剧增，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不断攀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被打上了高出口的明显烙印。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货物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全世界70%的玩具、50%以上的手机、空调、彩电，40%的纺织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同时，出口依存度也从1980年的6%提高到2007年的39.19%，远远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不过高出口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成功地解决了由高投资造成的庞大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建立在国际市场需求强劲和中国产品具有低价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这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高出口都将难以维系。正因为如此，在经济行家看来，一个国家的出口依存度过高通常并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为它意味着经济安全性的降低和经济风险的加大。
就国际市场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持续高增长是以全球化市场的明显扩展为前提的。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从来都是有周期的，国际市场更不可能以哪一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一旦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放缓或受阻，全球经济下滑，国际市场萎缩，高出口就会变得难以维系，中国的制造业就会遭受重创。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对象之一，根据以往的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一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滑5到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滑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大幅下降。因此，形象地说，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会跟着打摆子。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波再生动不过地展示了高出口所包含的高风险。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普遍出现衰退或增速放缓，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受国际市场滑坡的冲击，2008年中国出口额增速结束连续6年超20%的高速增长，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速更是全面回落。当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速比上年下降5.6%，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则降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特别是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萎缩，不少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就价格而言，多年来“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败对手，独领风骚，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地摊价”这把杀手锏，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那么为什么中国产品的价格能做到比别人都低呢？那是因为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甚至就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而中国的要素和能源之所以能做到比别国的价格都低，那又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行将它们压低了甚至压低到了极限。不过，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固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长期人为压低要素和能源价格的做法却是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而且，伴随着它们的还有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生态危机、资源透支和贫富分化，对民众利益的这一系列严重剥夺无疑大大抬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鉴于长期以来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低阶层收入的同步增长，同时，环境容量、资源供给已难以支撑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旦中国政府无力或无意再压低要素和资源的价格，长期被压抑的要素、资源价格开始从最底线反弹，不难想象，“中国制造”的低价优势很快就会丧失。试想，到那个时候，高出口这本经还能再念下去了吗？
十一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在他之后，经济学家更是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按照当今经济学家界的普遍看法，经济增长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后者却包含着远比前者更丰富的内容。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增长。虽然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也可能伴随着结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它的主要目标是数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经济发展则不同，它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均衡的持续的和协调的变化，包括了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和文教卫生等诸多具体内容。英国经济学家沃夫德曾尖锐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资本增加而环境资本在减少，总体资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负值，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注20）。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过程来看，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很可能会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讨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时列举了5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无工作的增长（出现严重失业的经济增长）、无声的增长（失去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增长）、无情的增长（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经济增长）、无根的增长（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无未来的增长（造成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增长）（注21）”。将中国经济近30多年高增长的现实与之对照，无论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贫困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毁灭文化，降低了人们生活质量”，还是“严重失业”（注22）和“失去民主和自由”，可以说没有一样是不吻合的！
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Robinson的话说，中国并没有行进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平迈进的道路上。“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有一个社会走进死胡同的例子（注23）。”就连中共领导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注24）。”“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断扩大，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今后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注25）
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两个成语：杀鸡取卵和饮鸩止渴。就像知名经济学者袁剑说的那样，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福利效果却是负的。”（注26）。
十二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放在现代经济史的范围去考察的话，我们还会发现，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一战后纳粹德国所取得的令西方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其实颇为相似。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据估计，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连美国人看了都称羡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符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把“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增长。
十三
综上所述，在GDP主义的主导下，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盲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型道路，因而至始至终都贯穿着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在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方面人们的生活质量却反而下降了，甚至下降得很明显；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为温饱而发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未来却被严重透支了；一方面社会的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贫富的鸿沟也越来越深；一方面高增长取得了可供炫耀的收益，另一方面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却大得惊人-------尽管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上，在二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现和存在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不曾集中和恶化到像中国这样触目惊心的地步！
GDP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虽然拥有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桂冠，却失去了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未被污染的江河和农田；虽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却失去了不含瘦肉精的猪肉，不加三氯氰胺的牛奶，没有甲醛等有害物质的无毒大米和农药含量不超标的蔬菜水果；虽然拥有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和“令人惊艳”的“上海世博”，却失去了越来越多可供子孙后代开发利用的土地矿山河流和森林。
环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环境日甚一日被污染，资源日甚一日被透支，国民健康日甚一日被损害，贫富差距日甚一日被拉大，传统道德日甚一日被摧毁------凡此种种，无一不足以证明，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以毁灭生态环境，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为惨重代价的“无发展的增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增长”！退一步讲，如果硬要将中国经济称为“奇迹”的话，那也不仅是高增长的奇迹，同时还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高成本和高代价的奇迹。
“我看着满目创痍的繁华
感到痛彻心扉的惆怅
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
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
试想，这种光鲜耀眼却含毒带血的高增长对中华民族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奇迹”如果再延续下去，等待着中华民族的又将是什么？
十四
事实上，这样的“奇迹”不仅不该再延续下去，也无法再延续下去了！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大背景下，尽管一些御用学者宣称中国经济还可以再高速增长几十年，一些幼稚的外国媒体和学者甚至对“中国拯救世界”信以为真，把中国当成了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诺亚方舟，官方舆论更是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忽悠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但许多了解中国内情的经济学家都很清楚，支撑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昔日光环耀眼的GDP主义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多次委婉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乐观”。按照他的看法，原有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即通过技术提高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经下降，通过进出口弥补国内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已经发生改变，且其已经让当前的宏观经济进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注27）。以何清涟、袁剑、牛刀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拐点已经出现，一个大裂变、大衰退的新时代正不期而至。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逆转。过往20年里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全球市场的大幅扩容，使得“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有力地支撑了高出口和高投资的延续，成功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然而今非昔比，以全球经融危机为标志，战后开始的长达60多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如今正在落幕，国际市场由此将进入一个持续低迷的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制造”的独特竞争优势已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何况，近年因为来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上升，这种优势本身也已开始褪色。这一切都使得昔日的高出口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中国持续低迷的出口数据便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如今正在显现。
从内部条件看，市场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已显著减弱。过去的30多年里，它曾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公共品方面的过度的扭曲的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空间甚至可能比别的发达国家更小”（注28）。
试想，既然曾经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些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迅速消失，这种高增长还可能再延续下去吗？
(待续)
——
注1：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但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引自郭宇宽《慎言中国经济奇迹——专访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载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
注2：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注3、注5：引自《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65万》，载2007年7月11日网易。
注4、注6：引自北明《中国冥路》,载《新纪元》162、163期。
注7：引自《中国慢性病致死占总死亡数85%确诊患者超2.6亿》，载2012年7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注8：引自《污染严重畸婴激增四成》，载2007年10月31日香港《苹果日报》。
注9：2004年2月16日央视国际题为《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挑战》的报道称：“我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０．１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４２％。我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１００亿立方米，人均淡水资源量为２２５７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２７％。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我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１．５９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４％；人均森林面积仅为０．１２公顷，人均蓄积量８．９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２０％和１２．５％。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１３０—１５０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３％左右，但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２０１０年石油需求将超过３亿吨，２０２０年达到４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
注10：引自《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载2010年7月16日《经济参考报》。
注11：百度百科对“国民财富”的解释是：“一国（地区）一定时间内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料。包括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两部分。国民财产是历年劳动产品的积累，其在存在形态上又可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金融资产三部分。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产物，如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注12：引自《GDP：作用与局限》，载2010年第5期《求是》。文中说，“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注13、注16：引自《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载2005年8月21日中国政协新闻网。
注14：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零和游戏又被称为游戏理论或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博弈零和游戏的内容如下：两人对弈，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1分。则若A获胜次数为N，B的失败次数必然也为N。若A失败的次数为M，则B获胜的次数必然为M。这样，A的总分为（N-M），B的总分为（M-N），显然（N-M）+（M-N）=0，这就是零和游戏的数学表达式。
注15：引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载2011年1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注17：据新华网2012年1月17日报道，2011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4.2%。英国“每日电讯”在一篇题为”中国宿醉后的漫长痛苦开始了”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一个危险的数值，即使在亚洲4小龙经济崛起的时代，也没有见过这样强劲的投资增长。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史上，这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数字。
注18：《银行坏账三万亿》，载2006年8月4日新浪网。
注19：本节系根据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六章整理编写。
注20：引自百度百科“绿色GDP”词条。
注21：引自《经济发展成本、经济主体行为与制度安排》，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注22：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9.4%，其中男性为8.7%，女性为10.4%。中国社科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是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而台湾经济学家测算中国大陆失业率在30%以上，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在34.3%。
注23：引自Acemoglu、Robinson合著的《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转引自2012年第七期《南风窗》第16页。
注24：引自《温家宝:中国经济依然存在四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载2007年3月16日人民网。
注25：引自《温家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人民”》，载2012年4月25日中国新闻网。
注26：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十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注27：《吴敬琏：与林毅夫有异见不稀奇中国经济不乐观》，载2012年10月15日搜狐财经。
注28：袁剑《大拐点》第186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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