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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混沌的政治 (上)(图)

2012-12-25 01:40 作者:袁红冰 桌面版 正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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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第六章 佛悲与佛哀

第七章 混沌的政治
——命运在谎言和无知中蹒跚


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巡逻的武警(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净化政治,是历代理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政治多数时间内都在表述肮脏,而中共极权是肮脏至极的政治存在。在这个政治体中,聚集了阴谋、谎言、背叛、伪善、凶残等等人性最丑陋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近现代经典,却在古东方文化之冠中国,以中共极权的名义,获得最强悍而血腥的生命形式——这个事实构成东方文化近现代失败的铁证,而且是最具悲剧性的证明。

中共极权将汉文化摧残殆尽,变中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殖民,同时,也把西藏的命运推向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中共使西藏成为当代的一个重大国际政治问题,而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则是西藏问题的根源。那麽,中共对西藏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西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对于这个历史早已回答的问题,人类却似乎并不完全清楚。不同立场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回答,释放出混沌不清的信息。甚至这

一届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像达兰萨拉暮雾中的树影一样模糊。

西藏是世界的制高点。不需要别的,仅仅“制高点“这个概念,对于人类就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越理性的诱惑力。虽然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人俯瞰地球的视野,不过,伫立在地球的高度之冠,瞭望世界——这个意境仍然会激起征服的野心。

西藏是最具战略价值的水源地。东亚大陆、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半岛,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所有伟大的河流都以西藏高原的万座冰峰为源流。可以说,西藏是苍天赐给人类的水库。据传言,印度的甘地夫人曾讲过,人只要有阳光和清水就可以生存。如果是这样,人类尽管无法征服太阳,但只要控制了西藏,就意味着控制了数十亿人的一个生存要素即水源。与之同时,西藏蕴藏的富饶的自然矿产资源,也是引发觊觎之心的重要原因。

地球的制高点和苍天赐予的水库,这两个因素是中共控制西藏的实用主义的原因。不过,中共对西藏的实用主义考虑,并非造成西藏问题的政治原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达赖喇嘛同中共签署“和平协议”,实际是西藏人意志的一种表述:只要能够保证西藏作为藏人心灵的家园和文化祖国的地位,佛心慈悲的藏人愿意为避免流血而作出政治的让步。

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旺仁增曾对金圣悲说:“中共统治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就是西藏复国独立的理由。除此之外,西藏复国独立不再需要任何其它的理由。” 次旺仁增,这位出生于美国、足迹从未踏上过西藏土地的藏人,不仅用简捷的语言说出西藏复国独立的理由,而且也说出了西藏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中共在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为。中共的所作所为以一句话概括,就是用铁血强权在西藏推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统治,对藏人实施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即消灭藏传佛教和藏族的其它传统文化精神。

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这是问题的要害。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精神的首要特征在于,通过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从精神上奴役人类并征服历史命运。中共虔诚地继承了西方极权文化的这个基因。中共的政治意图,并不是像希特勒灭绝犹太人那样,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灭绝藏人,而是要灭绝藏人的文化存在。事实上,即使一个汉人同情支持西藏的自由和文化存在,也会受到中共的迫害,甚至监禁和屠杀;即使一个藏人,只要背叛民族文化传统,支持在西藏实施共产党文化的政治殖民统治,也会被中共暴政视为“同志”,并获得高官厚禄的赏赐。

如果说希特勒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那麽,中共暴政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暴政比希特勒仁慈。且不说灭绝心灵比灭绝肉体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更残酷,因为,人的本质在于心灵,仅就生理学范畴内的屠杀,中共暴政也为西方极权主意文化书写出史无前例的凶残。中共信奉国家暴力,信奉国家恐怖主义。在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过程中,对于忠实于心灵家园的人,中共总是毫不犹豫地运用铁血强权进行大迫害。而藏人从整体上又恰是一个忠实于心灵的族群。于是,中共大规模屠戮藏人的反人类罪行和藏人的浴血的苦难,就都不可避免。

中共对藏人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天性,构成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中共暴政必须在西藏坚守极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则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死结。

“六. 四”事件之后,邓小平为让历史尽快淡忘他和中共暴政血洗北京的反人类罪行,推行鼓励人民疯狂追求物欲的国家政策。邓小平,这个出身于黑社会世家的精明的老政客,十分清楚人性的弱点——只要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他们就不会再以良知的名义记住“六.四”之血。邓小平果然成功了。中国人迅速堕落为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动物,并不再有兴趣关注中共暴政的罪行和他人的苦难。不过,邓小平或许没有想到,堕落得最迅速,腐烂得最彻底的,首先是中共官员群体。现在,中共的千万贪官污吏已成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经济犯罪集团;中共官僚集团也堕落为实施特务统治的政治黑手党。中共官员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共暴政的腐烂、堕落和凶残。他们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的反人类和反社会罪行有一日会受到历史性的审判。因此,中共官僚集团唯一的政治意志就是用国家暴力、谎言和物欲诱惑,来维持极权专制。对于罪行累累、血案如山的中共官僚集团,极权专制是最后的立足点,退一步就会落入历史的深渊。

胡锦涛以及其他中共高官,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宣称,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原因也正好在于此。台湾之所以被中共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是因为台湾自由民主化对于十五亿中国政治奴隶的示范作用,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潜在的致命威胁。所以,中共一定要用“统一”的名义,灭绝《中华民国》的主权,通过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来清除对它的这个致命的政治威胁。西藏被中共列为“核心国家利益”则是因为,在各个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正义事业中,藏人的抗争最具精神的能量,最顽强,最卓有成效,同时,西藏自由运动也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如果西藏自由运动获得成功,不禁会激励各少数民族的自由运动,甚至可能引发中共极权专制在中国的全面崩溃,所以,中共不仅不会允许西藏自由——无论以高度自治的形式自由,还是以复国独立的形式自由——而且追求在国际政治范围内摧毁西藏自由运动。

中共暴政已经制订出明确的战略规划。按照这个战略规划,中共将在二零一二年晚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或者用统战的方式,或者用军事的方式,实现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立即开始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所谓“最终解决”,在国际政治上的目标就是迫使印度驱逐西藏流亡政府,从而使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共首先将采取强烈的外交措施,甚至通过在各条大河的上游建高坝,控制印度水源的方式,施加压力。如果这些方法不能奏效,中共会发动对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现其政治意志。对印度军事行动的最后期限为二零一五年。

极权政治的生存,事关中共权贵阶层的生死荣辱,所以,中共暴政不可能同意任何西藏自由的方案——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复国独立。因为,西藏的自由必将合乎逻辑地成为整个中国自由的先导。西藏问题由此成为死结。解开这个死结只有两个不能共存的方式,一是藏民族文化和西藏自由运动一起,被中共暴政扑灭;一是中共暴政如前苏联共产帝国那样彻底崩溃。藏人自由实现的唯一可能,就在于中共极权暴政被钉入铁棺,沉入大海;藏人的自由同中共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势同水火。属于藏人命运的自由的星辰,不可能在中共极权政治铁幕遮蔽的夜空中升起——这是一个宿命。

金圣悲心系荒野,意在天外,情归落日,本对政治不甚关注。然而,他年轻时代的诸多酒友同学,皆成中共高官,所以,中共政治内幕常通过各种途径为他所了解。正由于此,他对藏人的自由前途极感忧虑。忧虑主要不是因为中共暴政的阴险、凶残和伪善,而是因为本届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一个本该对中共的政治战略具有洞察性理解的群体,实际上对中共的了解连隔着铁皮搔痒的真切性都没有,更谈不到洞若观火。
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政治意志的象征。如果它的官员对于中共暴政灭绝西藏自由命运的政治本质懵然不知,就意味着藏人的流亡之路又一次走上了锋刃;夜不能寐时,金圣悲常听到危险在叩击藏人的命运之门。

把藏民族的自由命运寄托于同中共暴政的政治谈判——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不了解中共的一项表现。中共战略性的政治目标在于消灭自由西藏运动。之所以还要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是试图实现下列战术性设想:其一,制造中共有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意愿的假象,欺骗国际舆论,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摧残藏民族人权的反人类罪的抨击。其二,在藏人的自由运动中播撒对中共的政治幻想的种子,以缓解藏人反抗暴政行为的强度。其三,拖延历史进程。而拖延历史进程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按照中共的战略安排,要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共需要在同西藏有关的问题上拖住时间的脚步;其次,中共要勒住时间的缰绳,是在等待达赖喇嘛圆寂。尊者一旦圆寂,中共将用本质上反宗教的铁血强权,推出作为他们政治代理人的“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已经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后所作的那样。

中共的谈判是一个政治阴谋。对此,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唯独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懵然不知。他们把自由西藏的前途置于同中共的谈判桌上,等于把藏人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英勇悲壮的流亡之路,引入绝境死地。

每逢想到藏人同中共谈判的情形,金圣悲的意识间都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几只憨头憨脑的牦牛,诚心诚意地同一大群狡诈肥大的耗子商量,试图说服耗子退出草原,不要破坏牦牛赖以生存的草场。根据金圣悲的理解,除了一些已经被汉人教坏的藏人之外,藏民族是世界上最真实的族群,真实得如同荒野上的岩石和花草。藏人同中共的谈判实质上就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人,被世界上最狡诈、虚伪、阴毒的动物欺骗的过程——欺骗的效应不仅作用于参加谈判的藏人,而且还误导西藏的命运。

金圣悲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否定藏人同中共的谈判。真实的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是蒙昧的,但是,一旦了解真相,真实的人常比虚假者更聪明,因为,真实的人有理解并讲出真理的能力和勇气。只要西藏流亡政府洞察中共暴政灭绝西藏自由命运的政治意志,并把谈判过程当作向世界揭露中共反人类政治意志的机会,谈判就有利于西藏的自由。令金圣悲扼腕长叹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指导下的谈判,对于藏人仍然处于不明真相的蒙昧状态中。只要西藏流亡政府还把同中共的谈判视为西藏获得自由的政治途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途径,这种谈判就只能依照中共灭绝西藏自由运动的政治轨道运行。而每进行一次这样的谈判,都意味着把西藏的命运向历史的断崖推进一步。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人狭隘化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对中共暴政缺乏基本了解的第二项表现。达赖喇嘛的中道哲学是源于古老佛学的生命哲思。从中道哲学中涌现的中间道路,是尊者慈悲的佛心,为消弭汉藏之间的仇恨,从千年历史的大视野审视藏人的自由命运,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中间道路的指向是历史大视野中的中国,即超越中共暴政的中国,而中间道路变成藏人命运的通衢大道,又以未来的自由中国为合理性前提。

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对中共本质的无知,竟转化为对中共的政治幻想。达赖喇嘛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国,被他们具象化和狭隘化为中共政权。如此一来,西藏文化的摧残者,中共暴政,竟被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视为西藏自由的希望。真可谓荒谬绝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观念的大荒谬,至少可以表述如下。

数千年前,睿智的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作出基本分类,即良法和恶法。在这位法学先哲看来,良法才与人的自由和正义的秩序一致,才具有应当被遵守的道德理由。恶法则违背正义理性,没有资格成为人的行为的规范者。依据现代法的精神,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体的法律,才属于良法。中共暴政极权专制,一党独裁,其法律必然是体现中共权贵独裁意志的专制恶法。此种专制恶法是法的异化,违背“法是关于正义的学说”的天性,因此是非法之法。更重要之处在于,中共的专制恶法构成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屠杀、迫害藏人的法律依据,而宪法则是专制恶法的万法之王,万恶之冠。中共宪法在本质上以灭绝自由为原则。现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却要在专制恶法之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中,寻求西藏的自由。这就如同让无数思想犯在中共铁牢布满血锈的阴影中寻求自由一样荒谬。

据说,西藏流亡政府的本届首相桑东仁波切,组织人员翻译中共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法律法规,作为理解中共对待藏人立场的法律依据。看来,首相需要理解一个基本事实:中共有两套法律,一套法律是公开宣布的,一套法律是实际执行的。公开宣布的法律主要职能是欺骗世界和中国人,以及各少数民族;实际执行的法律往往并不公开宣布,它的主要职能是依照官权的意志,维护中共极权专制的体制。按照中共公开宣布的法律去理解中共,同按照骗子制造的伪善谎言去理解骗子一样愚蠢。

更何况,中共宪法序言中也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规定,所有中共管辖下的人们,都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仅这两项象征中共最高法律意志的原则,就足以说明,在中共法律之下,不可能存在使西藏获得自由的自治状态,西藏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藏人只是中共的政治奴隶和精神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只有政治专制和精神控制,而没有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是关押自由心灵的法律铁牢,正是西藏不自由的法律原因。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向中共宪法索要以高度自治为标志的西藏自由,是在向中共宪法索要它根本没有的东西。那就如同虔诚地蹲在牛屁股下,等待牛拉出金元宝来一样无知而可笑。连青海湖里的小虾都知道他们不可能成功,然而,他们却似乎不如小虾聪明。

在金圣悲遇到过的男人中,藏族男子的笑属于最生动的人类情态之一:藏人笑起来时,眼睛就像波涛动震的大海,而灿烂的阳光就在万顷波涛之巅闪耀。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却仿佛为胡锦涛脸上那永远不变的塑料花般的笑容而着迷,他们竟然相信胡锦涛和平、理性,有理解西藏自治诉求的可能性。这种对胡锦涛的政治上的单相思,正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不了解中共的另一个证据。

如果说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的数年间,曾将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之门推开一条狭狭的缝隙的话,那麽,随着胡耀邦受到整肃,这扇门已经砰然关死了,而仅从个人经历就可以作出判断——胡锦涛是钉死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之门的最后一根铁钉。胡锦涛能在千万中共狗官中成为问鼎最高权力的凯旋者,不只在于他安邦治国无术,奉迎阿谀无可匹敌,更在于他的阴毒狠辣。他登上中共权力之巅的两个重要的阶梯,都由藏人的血染成猩红。

一九八九年三月,胡锦涛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亲临街头,指挥军警屠戮藏人。三月藏人喋血成为“六.四”北京屠城的先声。屠夫总是相信血手。“六.四”屠夫邓小平由此对胡锦涛信任有加,从而为他出掌中共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这件事举世皆知,然而,另一件对于胡锦涛政治命运至关重要的事,却不为公众知晓。这件事就是主持鸩杀班禅大师。

胡耀邦失势之后,中共立即调整和强化对西藏的统治权术。当时,中共要求班禅大师公开声明,对抗班禅喇嘛,从而撕裂藏人的民族意志和情感——一个精神分裂的藏民族,当然有利于在西藏实施极权专制。但是,班禅大师不仅拒绝了中共的要求,而且希望达赖喇嘛返回故乡。藏人中,达赖喇嘛的精神权威如金日在雪山之巅照耀,班禅大师的声望则如皓月临空。那一个时期,经班禅大师摩顶的藏人,达三百五十余万。

中共为此极端恐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一旦协调行动,西藏的自由运动势将再次强烈震撼中共的极权专制。一九八八年夏末,中共最高层作出谋杀班禅大师的秘密决定,并指令由西藏自治区书记胡锦涛主持谋杀计划的具体实施。一九八九年元月,班禅大师在西藏讲法过程中猝然逝世。据知情人透露,崩俎之后,班禅大师怒目瞪天,现大威德金刚状;体色乌黑,如经火焚;面若紫檀,鼻孔流血,显系被鸩而亡。

班禅大师辞世不久,原来在大师身边工作因而可能知道死因的一些人,也相继离奇死去,例如大师的表弟叶雄仁波切、曾担任大师内勤护卫的大师的姪子琼增等;另外扎什伦布寺主持兼班禅灵童认定小组组长恰扎仁波切,以及为班禅大师沐浴遗体的工作人员等人,一直都受到中共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实际处于软禁之中。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当初胡春华任共青团西藏委员会副书记,曾积极协助胡锦涛谋害班禅大师,这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胡春华在西藏快速升官,其后又被培养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二零零八年河北省的毒奶粉事件后果严重,震惊全球,影响恶劣,尽管中共内部有人要求惩处时任河北省长的胡春华,但是,由于协助胡锦涛谋害班禅大师,为中共立下弑佛的巨大“功劳”,臭名昭著的毒奶粉省长胡春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调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谋杀班禅大师的阴谋对外不可能公布,不过,在中共高层官场中已经不是秘密。一位西藏公安厅的高级官员数年后乘酒性对人说:“班禅壮得像一头牦牛,就是老天想让他死也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想让谁死,谁就活不成… … 而且,班禅也招人恨——他反对在一个湖上修水电站,说是会毁坏自然生态;那个水电站工程已经承包出去了,他非要反对,断人家的财路,所以,也有人愿意帮助他去死… … 。”

另外,胡锦涛对班禅大师女儿的关心也出乎常情。他甚至要求中共统战部门,把动员班禅大师女儿回中国到清华大学读博士,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中共相关工作人员对此颇有议论:胡锦涛中年时就被严重的糖尿病阉割了性能力,他对班禅大师女儿的关心显然不是出于倾慕少艾之意,而是因为做贼心虚,试图把班禅女儿控制在身边,以防不虞。看来,即使是心如腐肉的唯物主义者,也会由于弑佛之罪而夜半辗转反侧。

胡锦涛不可能不知道,假如西藏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自由意志就会依据正义的逻辑运行,而不再受强权控制;正义的逻辑必然要求对胡锦涛屠杀藏人和弑佛的反人类罪作出公正的审判;如此一来,胡锦涛将从中南海豪华宫殿中的专制者,沦为牢狱铁窗后待死的囚徒。面对这种情况,不知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以什么为依据,相信胡锦涛会和平、理性地让西藏获得高度自治的自由。金圣悲不禁有些疑惑:这些官员头颅里装的是智慧,还是劣质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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