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千年前的一次围墙文化批判
不久前在海南参加一个活动期间，几个朋友闲谈，说到房地产开发。有人认为，北京城里人口密度并不大，尚有开发空间。对此我表示部分赞同：倘若能去掉那些缠绕在机关单位、居民小区四周的高大围墙，就可以腾出不小的土地面积——同时还可以拆出许多砖瓦之类建筑材料，节省人车迂曲绕行的麻烦和费用。
老百姓赖以栖身的住宅，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古建筑，说拆就拆了。而无处不在、废材阻行的种种围墙，不但不拆，反而越弄越多。比如说，担心某片低矮简陋的民房外国友人看着不顺眼，外国敌人拿去做文章，就筑起一道围墙，刷白后绘上画儿，仿佛墙里边的百姓就因此生活在画儿里，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对于我国历史悠久、今天仍被发扬光大着的围墙文化传统，我一直无法理解，因此也写过几篇表示疑惑的文字。其中有一篇，在某中央大报发表后，引来了新华社一位高级记者的批驳文章。这位高级记者的主要论据是，他们新华社有两个职工家属区，一处有围墙，一处无围墙。某年，无围墙者发生失窃案件两起，有围墙者当年未发生失窃案件。其结论是，围墙有保护人民财产、生命的巨大功能，决不能拆去。认真拜读批驳文章后，我还是无法认同“围墙之外皆盗贼”的文化观念，无法认同“躲进围墙万事大吉”的安全理念。我的本能的反应是，既然围墙如此有用，为什么还不大规模裁减公安、军队、政府人员和开支呢？
我的几篇文字，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对围墙文化的理据。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许多朋友像那位新华社高级记者一样，看过之后，仍然坚持认为，在我国，围墙是不能拆去的。我多么希望，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不借助于高大围墙便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便能解决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问题，我国应该也是可以的。
老话说得一点儿不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晨起读书，读古书，信手翻开《左传》，就在《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读到了如下内容：
晋献公派遣一个名叫士蒍的大臣，负责给重耳、夷吾两位公子的封地蒲和屈筑上城墙。不料，这位大臣并不认真执行，没有筑起城墙，只堆了些柴火了事。公子夷吾很不高兴，跑到他父亲那里投诉，晋献公于是派使者去责备士蒍。士蒍行过最恭敬的跪拜礼后，对使者说：“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雠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维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师焉，焉用慎？”（参考今译：我听说，没有丧事时悲伤，就会真的有忧愁；没有战争时筑城，一定会被敌人占领。敌人占领的地方，有什么必要认真建筑它呢？在职位上不听从命令，是不敬；加固敌人的地盘，是不忠。没有了忠敬，怎么服侍君主？《诗》中说：‘讲究道德就能得安宁，安置宗子只能靠筑城。’您若能通过树立美德来稳固宗子的地位，哪里用得着筑城呢。否则，不出几年，就将发生战乱，认真筑城有啥用处！）
陈国的辕宣仲（辕涛涂），怨恨郑申侯把自己遣回召陵。因此，故意劝他在封邑筑起城墙，说：“筑起漂亮的大城墙，可以博取美名，使子孙都引以为荣。我可以帮助您向诸侯君主请求批准。”于是，真的替他向诸侯君主请求并获得批准，筑起了漂亮的大城墙。同时，他又在郑伯那里说他坏话：“给封邑修筑了那么高大漂亮的城墙，那是要造反啊。”申侯因此得罪了郑伯。
转述不免辞费，概括意思，其实就是：修德比筑城重要。近三千年前（精确地说，是两千六百多年前）有如此明白事理之人，不由人不发出一声“今不如昔”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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