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政治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1991年12月25日，地跨欧亚威震世界，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立国69年的苏联帝国划上句号。解体后的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可以说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如此庞大的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但就从统治者自身而言，老人政治病夫治国，当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看苏联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事实上，从斯大林开始，这一特点就开始显现，斯大林在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逐年恶化，但仍然执掌国家最高权柄。赫鲁晓夫在位期间倒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他却是苏联唯一一位“因年龄和健康状况问题”而被迫退休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已变得头脑迟钝，如果无人帮助几乎不能行走，但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他在去世前3天还强撑着病体在红场阅兵。随后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只工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而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但同样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做秀。这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但为了道统和统治，就得把戏演下去。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最高领导如此，下面的虾兵蟹将也好不了哪儿去。勃列日涅夫主政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很少。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个被撤换。1978年至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换了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也只换了14人。《苏联政权史》这部书对这一时期的苏共政治生态作了如下描述：“国家政治领导人老态龙钟。跟随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里连科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脑开始萎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战友索洛缅采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等人，在年龄上与他不相上下。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对此，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梅德韦杰夫有精彩点评：“1978—1982年这一时期形成的苏联领导核心已无力克服客观形势的不利影响。而且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因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部分地还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每天只能工作几小时，满脑子只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1922—1923年间也患重病，医生常常只允许他一天工作10~15分钟。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说的、写的和口授的东西几乎是他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1949—1953年间，斯大林也患重病，但这丝毫也未削弱他专制统治的威力。至于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完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把事情都交给一大群追随者或助手去办。”
本来，治理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地域跨越欧亚两个大洲）、人口众多（将近3亿），而且民族构成复杂（苏联有100多个民族，200多种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国家，需要领导人有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判断决策能力，可事实上，运转整个庞大帝国的却就是这些老迈昏庸朝不保夕的老人病夫——这就好像将一架最先进的宇宙飞船交给一个老眼昏花而又疾病缠身的老人去驾驶，其折戟沉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苏联在领导人选择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奇特现象呢？这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专制权力的魅力而已。苏联的党政体制从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到1990年3月苏联产生第一位总统前，可以说是一个一贯的体制——“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的体制，“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的体制，党领导政、政服从党、执政党地位高于国家政权地位的体制。 苏联后来长期实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1921年苏共十七大后增加了九个部，大部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直至去世。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虽然都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但他们毕竟又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并希冀继续从中受益，因此就使得这种体制长期惯性运作，历史的积弊也依然故我。因为大权在握而又无任何监督，人性中对权力的贪婪被最大程度地激活，因而苏联许多领导人贪恋权位，长期占据大位不放，中央领导层严重老化，出现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另外，还有个原因也导致了苏联老人政治的必然，那就是集权政权在交接班问题上一直没有程序化。在苏联——包括一切集权国家——在其领导人更替方面，都充满风险，搞不好就人头落地。因而，尽量减少政权更替的频率，就可以减少政治风险。可这样一来，政坛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大堆老态龙钟。当然，事实上，这样做也只是扬汤止沸，因为班总是要交的，老人也会去世，会死，他一死怎么办？那就更麻烦，很多问题可能因为老人的突然逝世而变得更加尖锐和不可解决——这一点，经历过毛泽东逝世的中国人自当心知肚明。
有趣的是，当政坛苏联步入老人苏联前途步入解体之际，与之“冷战”的美国，却是另一幅画面：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除肯尼迪在任期内遇刺身亡之外，其他的美国总统都在离职后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相比，美国总统们普遍地“上岗”时要年轻一些，平均寿命也要长一些，其中尼克松活了81岁，福特活了93岁，里根也活了93岁，仍然在世的吉米·卡特和老布什今年都将满83岁。冷战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当选总统时只有46岁，退职很久的他今年年方66岁，以苏联老人政治的年龄标准来衡量，他几乎现在都还不够当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资格。
更有趣的是，苏联这种老人政治也很快走到了它反面：继契尔年科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只有54岁，俄罗斯首位总统叶利钦上台时是60岁，普京上台时更年轻，只有47岁，而2008年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年方43岁！而这几十年，却正是俄罗斯凤凰涅槃获得重生的几十年（参见我《苏联剧变：求生还是找死？》一文）。
中国现在要走向民族复兴，其艰难程度并不下于当初苏联治国，因此，中国只有彻底告别老人政治，才可能真正走上这样的道路——这或许就是苏联老人政治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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