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下一个女妇产科医生的悲惨遭遇

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唐红荣因为被诬陷非法接生,被关进计划生育监狱,从此便噩梦缠身。

从计生监狱出来后,又因为帮超生孕妇接生了一个孩子,她被以“非法行医罪”判刑两年。再次出狱后,噩梦并未完。在担忧、恐惧与骚扰中,她最终携女儿出逃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可是,她连续两次申请都被拒绝,而且其间女儿无端失踪,原来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唐红荣的遭遇,令人叹息而又无奈。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BRC(曼谷难民中心)。第二次见到她,是在计生难民周小萍举办的一次声讨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聚会中,她又说起自己女儿的事,我才开始了解她的故事。

唐红荣是衡阳医学院八六届毕业生,读医疗专业。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邵阳卫校任教,1993年调到中山市港口镇医院妇产科。丈夫也在中山工作,在一家公司做工程设计。进到这家医院后,唐红荣发现了一个怪怪的现象:妇产科的医生们开处方,名字前面都要打一个斜杠。她问几位同事,原来是她们没有处方权,所以打个斜杠,万一出了什么事好免责。

唐红荣说:“妇产科五个人里,除了我,其他4人都没有处方权,包括妇产科主任。我感到很惊讶,她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是医学专业毕业的,医生的职位是买来的。”“这太开玩笑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时,买卖官职、公务员的情况很普遍,我却没有听说过买卖医生职位的,在这个医院算是开了眼界。”

后来,经过更多了解,她才知道这种现象在中山还不少,并不是这一家医院。唐红荣并不敢说别人什么,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但难免有时态度上多少也有所流露。慢慢的,这帮业余“医生”开始嫉恨她,进而排挤、刁难她,想方设法给她造谣、制造困难。她们给她造谣,是说她非法接生、破坏计划生育。

“你知道,在中国,超计划怀上的孩子,必须去医院堕胎。谁要是帮超生户接生,那就是犯法。那时,我确实没有为超生户接生过。她们为了赶走我,就诬陷我非法接生,并且是和院长合谋。”唐红荣说。

“1995年5月12日,政府的人,计生办的人,医院的人,将我强行带到计生监狱,这次只在里面呆了一会儿。第二次,1996年12月6日,他们将我抓去,在里面关了一个月。”唐红荣说。

“过去我从未听说有计生监狱这回事”,唐红荣说,“这个监狱是在公安局办公楼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中间横隔开,一边关押刑事犯,一边关押计生‘犯人’,有因为超计划怀孕的,也有拒不缴纳超生罚款的。老婆跑了抓老公,老公跑了抓老婆。里面男男女女关了几十号人,还有小孩子。一个叫黎卓球的男人,带着两个小女儿,一个四五岁,一个两岁左右,在里面已经关了半年多了。他说,只有抓到他妻子,并做了绝育手术,交清了超生罚款,才能放他。超生罚款好几万呢,还有这里一日两餐的伙食费也要交。他家很穷,怎么交得起?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出去,我走时他和他的两个小女儿还在里面。”

“里面最小的犯人,只有一岁,是她妈妈怀着她,背井离乡,躲到外面生的。女人姓何,靠卖香蕉养家,有一天她回家,被埋伏的计生工作队抓住,送到了这里来。我想,这个小女孩应该是当今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囚犯了。”唐红荣说。

唐红荣还告诉我,一般人之所以不知道有“计生监狱”这回事,是因为它对外不叫监狱,叫“计划生育接待室”。她当时因为拒绝承认自己非法接生,并强烈抗议,被加戴了脚镣。她说:“被捕时,我被戴上脚镣手铐,并用脚镣铁链缠住我的双膝,整个人捆成球状,送到派出所。但是,因为中国没有‘非法接生’的罪名,派出所不收,于是他们就将我转到‘接待室’关押。那时,我的双膝、脚腕被铁链磨得伤痕累累,到现在还能看到伤痕。”

唐红荣无辜被抓,女儿只有三岁,丈夫急了,在市长接待日去找市长,而市长却说:“你说你妻子被抓了,打伤了,有什么证据?比如证明书、诊断书、照片啊。”这本是搪塞,但做工程师的丈夫却认了真,他借了相机,夹在衣服里,给唐红荣送了进去。唐红荣在监狱给自己的伤拍了照片,同时也给“狱友”们拍了一些照片。

之后,她的丈夫再带出相机时,被看守发现了,但是胶卷没扯出来,因此一些计生监狱囚犯的照片,得以保留了下来。监狱领导得知唐红荣拍了照片,怒火中烧,带了一伙人去唐家抄家;头一次没翻到照片(照片没放在家中),之后就连续多次抄家,最多时一天抄了4次。因为没找到照片,警方就把她丈夫抓起来拷问毒打,并关了两天,最后家人托人交了钱才放出来。唐的母亲又气急,惊吓得晕死过去,小女儿更是痛哭不止。

唐红荣释放后,经常无故被带到派出所,有时一来好几辆警车,邻里们还以为是抓什么要犯呢。更糟糕的是,唐红荣被医院除名,没了工作。于是唐红荣开始上访,找到北京卫生部;卫生部作了批示,要求中山市卫生局处理她的工作问题,她这才回到港口镇医院继续上班。



1998年,一个姓俞的江西孕妇托人找到她,请她私下接生,她应许了。唐红荣说:“以前,别人诬陷我接生超生婴儿,我确实没有;但这次我做了,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那女人怀孕8个月了,是第二胎。为这个孩子,家里房子都给拆了。当地政府还威胁说,再不回来就将她娘家的房子也拆了。她想把孩子产下来,再回去应付每三个月一次的胎检。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都8个月了,这个忙,我不能不帮。但是她需要对当地计生办说孩子死了,并有医院死亡证明,这才不算超生。我们医院院长翁宏发和她做了交易,给她开了死亡证明,但要她作证是我接的生,那女人答应了。”

为此,1998年7月28日唐红荣再次被抓进派出所,后转入中山市看守所。第一个检察官阅完案卷后,退出了案子,“因为我有医生资格,诉我非法行医不成立。”唐红荣说,后来换了代检察官姜卫国,最终她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送韶关监狱服刑。那时女儿才5岁,只好送到乡下给母亲带。



2000年,唐红荣出狱,先是回老家邵阳隐居,之后又随丈夫迁到广州定居。她想把“计生监狱”的照片发布出去,让世人都知道中国计生之黑暗,但她又不敢。于是她想逃离中国,将这些照片披露给全世界。

2010年7月,她设法弄到护照和签证,带着17岁的女儿,来到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避难。可让母女俩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她们的首次难民申请就被拒绝了,而一般的人至少等一年左右才会有结果的,这让她们非常惊讶。

之后,母女二人再次递交了难民申请书。2012年4月18日,女儿珠株出去买菜,却不再回来,唐红荣急得整日整夜寻找,到处张贴寻人启事。22日晚,警察告知她:女儿找到了,在难民署。她找到难民署,官员说:你女儿有精神病,已送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你也有精神病。唐红荣十分惊讶,18日还好好的女儿,22日就精神病了!她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治疗,将女儿送回来,但没有用。

悲愤交加的唐红荣几近崩溃,不知该怎么办。不能看女儿,也不能打电话,连女儿在哪家医院都无法知道。就在这时,她再次收到难民署的拒绝通知。“如果不是想到生死不明的女儿,我可能活不下去。那时,我五六天没吃饭,急得要疯了。”唐红荣说。

之后,丈夫从国内赶到曼谷。5月4日,夫妇从拉玛医院将女儿接出。当时,女儿全身发青、水肿,口流涎水。唐红荣知道,那是因为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回家经过一个多星期药物辅助治疗,女儿基本恢复神智,能够说话了。

珠株说,在医院期间,难民署的官员和一位女人,曾数次劝她回国。但她害怕回到中国,害怕那里的政府,所以她没有答应。珠株对自己和母亲申难被拒,感到极为失望,曾写下遗书,试图离家自杀。她的

遗书中写道:“我不想回中国,我不想回……”

珠株停药后,精神病又开始发作,整天闹着要下楼,找联合国。好几次从五楼水管、阳台往下爬,吓得唐红荣要死。夫妇二人只好寸步不离地守着女儿。这样艰难地守了一个多月,珠株病情才慢慢好转。

现在,她们母女困在曼谷,没有收入,仅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掐算着过活,但是她们不敢回国。她们等待再次提出难民申请,期望能生活在一个自由、平安、没有惊恐和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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