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提反腐倡廉。(AFP)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提反腐倡廉，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是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亡党的可能性倒是很大，不过党亡了，并不代表中国会亡，这是中共党人一贯混淆“党”和“国家”的又一典型表现。
“反腐解决不好可致亡党”不妨看作是胡锦涛对中共所作的预言。那么，中共新领导人可以彻底解决延续了几十年的腐败问题吗？中共真的可以如胡所言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都将严惩不贷吗？
将时光倒流二十三年。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的主因就是反对官倒腐败，反对巧取豪夺，因此学生和民众才要求民主，要求监督。如果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能够倾听人民的心声，顺势推进民主监督，中共的腐败也许可以遏制。然而，为保政权的邓小平不顾众人反对，下令开枪，在制造臭名昭著的屠杀事件、将民众镇压下去的同时，也起到了包庇和保护贪污腐败、打击民主监督的作用。
“六四”屠城不仅让人们噤若寒蝉，也将人民对于改变国家的热情打压至谷底。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投注到赚取金钱方面，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越刮越猛，尤其在江泽民执掌政权这二十年间。
江是1989年踩着学生的鲜血登上大位的，尽管他一直口口声声要反腐败，但在其两届当政下来，中国的现实却是腐败越反越严重，制度性腐败、乃至无官不贪的全党腐败，执政党把人民绑为人质的全社会腐败，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腐败大国。
原来，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主义已被证明彻底破产后，江和中共意识到共产意识形态已无法凝聚党徒的忠心，道德低下的江于是选择了用“腐败”来收买党徒对这个制度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江还发现，腐败亦可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江就这样在中共体制内树起了一套新的权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败，共谋权、利。如第一批江家帮的班底李长春、贾庆林、陈良宇、曾庆红，周永康等，几乎无一不从走私、招商、圈地等赚取了巨额金钱，江的儿子江绵恒更是被喻为“天下第一贪”。
江利用腐败收买人心的做法使大大小小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迅速集结在其旗下，在各级党政机关编织了一张大网。江正是通过放手腐败、给予官员贪腐机会，换取了他们的服从和支持。可以说，腐败已不再仅仅是中共统治机器的润滑油，而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粘合剂，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也正是从江时代开始，腐败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清廉的官员被排挤。
以江为首的中共腐败集团在自身肆无忌惮腐败的同时，还举起“反腐”的大旗打击异己。比如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成克杰，于2000年9月14日因贪污被处决，其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江的姘头宋祖英关心过度，从而“得罪”了江。而对自己的心腹，江则是百般呵护。比如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走私案厦门远华案，就涉及到江的亲信贾廷安、贾庆林，也正因为如此，该案很快结案，并杀死了一批人。远华案成为中共腐败政治的最大经典，也成了江反腐空话的最大讽刺。
2012年1月25日下午8时12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发帖：“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可见江泽民以“腐败治国”造成的腐败之烈。其腐败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彻底毁坏了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毁了执政党应有的所有起码道德，因此也摧毁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对于这样制度性的腐败，以胡锦涛、习近平之力可以改变吗？他们能够动得了江泽民、周永康、曾庆红、李鹏、贾庆林等这样的巨贪高官吗？他们不靠人民监督腐败靠各级官员监督，可行吗？而且靠什么提升党员道德来防止腐败？谁还相信马列毛邓江的邪说？
1992至2002年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建行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曾说：“当今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是腐败形势）已经发展、蔓延到政治组织层面，是系统性、组织性、跨地区性的严酷事实。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部门，中纪委到地方纪委，都对反腐败斗争工作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和胜利，遏制腐败蔓延、恶化的势头，挽回人民对反腐败斗争工作的信心，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等着政局大动乱的一天来临，这是党心、民心危机的讯息。”
显然，胡锦涛的哀声代表的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想法，中共高层都已然看到了腐败已使中共的党心民心大失而危机四起，看到了中共因腐败而即将到来的崩溃的下场。可见，不只是老百姓，甚至是中共高层、各级官员都在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胡锦涛对中共的预言成真果然没有丝毫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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