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图)
宝玺的源流和历史演变

皇帝的印章有公章和私章之分。代表国家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钤用的可称为公章,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宝玺伴随着我国第一个皇帝的出现而行世。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弥留之际,“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又记刘邦军迫咸阳,秦王“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关于始皇玺的形制,史书均说它是用蓝田玉镌制、螭虎钮,印文为丞相李斯所书,然内容则其说不一,有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未知孰是。始皇玺归汉后,即被汉高祖定为传国玺,“世世传受”。新天子继位,首先接受此印,皇位才算合法,才能得到臣民的承认。


乾隆御玺

传国玺是真命天子的标志,也是西汉以后各朝野心家攫夺的目标。王莽篡汉,就把夺取这方印章作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当他篡汉的步骤基本完成,大局甫定,立即派人威迫汉元帝的皇后元后交出传国玺。传说当时元后很不情愿,愤怒之余,将玺印投地,螭虎缺去一角,而王莽并不以此为憾,揣起残玺,得意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据说后来他兵败身死时,这枚印章仍挂在他身上。传国玺至迟在汉献帝末年就丢失了。《三国志•吴志•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打董卓,“攻陷洛阳城,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这段记述带有神话色彩,显然是不可信的。尽管传国玺已佚,但汉以后不少朝代仍都有所谓“传国玺”,都说是秦始皇的原印,并为它的来历编造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籍以证明自己属正统。例如,辽兴宗耶律宗真在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的题目试进士,成了历史笑柄。

在汉代,传国玺是镇国神宝,从不使用。皇帝另有六方常用的印章,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俗称六玺。每玺钤用的范围均有规定,譬如赏赐诸侯王时用“皇帝行玺”;发兵、召大臣时用“皇帝信玺”;向外国发送文书时用“天子行玺”。这些印章都是白玉质地,螭虎钮,形制与传国玺基本相同。《封泥考略》著录一方陈介祺旧藏(今藏日本)汉“皇帝信玺”封泥,就是该玺直接钤印的。其印文用小篆,字体端丽典雅,印面有田字格,为典型汉初印,是迄今所见汉帝六玺中的唯一印痕。近年广州南越王墓(《史记》称南越,《汉书》谓南粤)出土的金质“文帝行玺”,亦属帝玺。南越是秦始皇派到广州(古称番禺)开拓岭南的将军赵佗在汉初建立的诸侯王国,吕后年间潜号称帝,传至第三代,后为汉武帝灭。“文帝行玺”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印章。由于南越是边远小国,且时间不长,其帝印的作用与影响当然不可与汉六玺相比。但就印章形制来说,史籍记载宋代帝印始用龙钮,而这枚“文帝行玺”已是龙钮,这样就把龙钮印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意义重大。

魏晋及南朝刘宋的宝玺完全沿用汉制,不但“乘舆六玺”的印文,使用范围与汉常用的六玺同,其质地及钮式也仿汉玺。北朝及隋的宝玺制度有了若干变化,如北齐除有传国玺和“天子六玺”外,增加了一方“督摄万机”四字的木印。此印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宽七分。如此硕大之木玺实前所未有。又如,隋有二方“传国玺”,其中一方定名为“神玺”,另一方称“受命玺”。

到了唐宋,宝玺制度终于发生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表现为:一、改玺为宝。唐以前皇帝用印均称玺,“至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又复为宝”。此后,皇帝印章就大都称宝。二、数量增多。北宋时宝玺数量出现增多的趋势,如皇帝即位都自制“受命宝”。北宋初年还使用过“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种印章。但作为定制只有“八宝”,即“镇国宝”、“受命宝”及仿汉六玺。宋徽宗政和七年用和阗玉新镌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名为“定命宝”。合前八宝,也仅九宝。然至南宋,则有北宋遗留下来的“大宋受命之宝”(宋太祖时铸)、“定命宝”;新镌的金宝三:“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玉宝一:“大宋受命中兴之宝”;还有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为文的“护国神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的“受命宝”加上仿汉六宝,合共十四宝,从而在数量上突破了汉制。明清宝玺数量多,显然受此影响。三、形制更改。汉玺大小仅只方寸。唐宝尺寸未见明确记载,但从遗存至今的其他唐印考察,唐宝当比汉玺大。据《宋史•舆服》载,宋早期“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北宋后期定制的“皇帝之宝”等六宝,名称虽仿汉,但印文却是叠篆而非小篆。又如南宋八宝的钮式是鼻钮而非汉之螭虎钮。

元代用八宝,即“受命宝”、“传国宝”以及“皇帝之宝”等六宝,与隋唐制度大体雷同,而在数量上对宋制作了删减。元宝很有特色,笔者对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的元“皇帝之宝”作了考察,元宝玺可能都是用三种文字为文的。这方印章每边长12.5厘米,印面左边是八思巴文“皇帝”二字,右边是汉文“之宝”二字,中间一行为梵文吉语,意为吉祥、隆盛。八思巴文是元初西藏僧人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元统治者定为国书,企图代替汉字,推行全国,但这种文字始终未能普及,仅使用于官方文书、碑刻和印章之中。

明代又恢复了宋的多宝制度,印文除保留旧制之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异。明初宝玺定为十七方,然《明史•舆服四》仅载十六方印文,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新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至嘉靖十八年又增加七宝,文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前十七宝,合共二十四宝。

清承明制,乾隆钦定的二十五宝,有二十宝完全袭用明宝,只有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满文)、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五方是清室新定的。

宝玺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在清代,由于治国的需要,皇帝拥有许多用于各种公务的宝玺,而在这众多的宝玺中,最重要的要属“皇帝之宝”。

在乾隆钦定的交泰殿25宝中,保留了两方“皇帝之宝”。一方为青玉质地,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这方宝玺的独特在于不仅是先帝遗下的宝玺,而且是乾隆以前众多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清书篆体的宝玺。另外一方“皇帝之宝”,质地为檀香木,满汉篆文合璧,左满右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七分,盘龙纽。这是清帝众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由于那方青玉的“皇帝之宝”被列为先祖的传国玺,尽管宝谱上规定了其功用为“以布诏敕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是在日常公务中发布诏令文书,住注用木质的“皇帝之宝”,也就是说,实际上木质的“皇帝之宝”不但具有“以肃法驾”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以布诏敕”的功能。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的使用状况统计来看,用得最频繁的正是这方木质的“皇帝宝玺”。而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皇帝众宝玺中恰恰这方木质的宝玺最不好打谱,故宫博物院的方斌先生曾亲自将交泰殿的25宝打谱,他介绍说25宝中唯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最难打谱,一方面是木质在重量上不如金石,同时印面—和光滑程度也不如金石,这在具体操作中,不但不容易受印泥,而且还爱跑纸。

这方木质“皇帝之宝”之所以在25宝中被列于除前四方传国玺宝外的21方日常公务宝玺的首位,说明了它的重要。而按规定交泰殿的25宝照例是不准出乾清门的,只有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是个例外。据史载:凡皇上行围及驻跸圆明园,这方木质“皇帝之宝”都要随驾。当然其制度十分的严格。通常由内阁典籍厅提前发文知会交泰殿管印内监,届时典籍官会同内阁学士一同前注乾清宫,交泰殿的太监将宝玺请出,双方在乾清门西一间的厢房中一同打开宝匣,由学士验明后,放入匣中锁好,典籍官捧出景运门。到内阁制诰房,学士打开宝匣,交与护宝侍读学土验明锁好。由专门的人员用黄布包好,并用九条黄布带周匝捆妥,而后由专门的背宝官背好上马与护宝官们一起进发。到了所在地,则交与当地行宫的太监验明保管,以备皇帝所用。回蛮时,依然由内阁学士向当地行宫的管宝太监请宝,验明后,交由护宝官、背宝官负责。回到大内,护宝、背宝官在诰敕房开宝交与学土验明锁好,由典籍官捧之入宫,依旧在乾清宫西一间与交泰殿内监开匣验宝,并由首领太监确认后,由内监锁好后捧入交泰殿安放。

因此,有人认为,这方木质的“皇帝之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宝不离身”的皇帝玺宝。

(原标题:宝玺的源流和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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