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国养老金背后的“猫腻”
刘植荣撰文认为，仅从中国劳动者的生理年龄上讲，推迟退休年龄是适宜，甚至是必要的。那么，养老金缺口真的存在吗？笔者推断，统计部门可能是玩了一个“瞒天过海”之术。
近来，“延迟退休”的话题仍在持续发酵2012年9月26日，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戴相龙在发展平台经济与促进区域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承认养老金有缺口，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戴相龙说：“比如养老金交30年，就可以获得养老金了。那今后30年不行，可能要交35年。现在60岁退休了，将来可能63岁退休。”
《北京晚报》2012年8月7日发文称：“目前，舆论几乎都呈一边倒的趋势，都对准了养老金。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产生了巨大的空洞，无法正常运转，因此需要延长人们的缴费年限来填补这个大窟窿。”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提出的研究报告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到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黎建飞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52.8岁，而现在为73岁。这意味着当年确定的退休年龄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平均预期寿命，而同样的年龄在今天却使还有若干年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失去了劳动资格。
因此，仅从我国劳动者的生理年龄上讲，推迟退休年龄是适宜，甚至是必要的。那么，养老金缺口真的存在吗？
1.“收支结余”无悬念
由于无法得到养老保险基金完整的审计报告，我们只有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每年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了解养老保险金的收支情况，但该报告数据质量极差，不少数据甚至不能自圆其说。
例如，《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从业人员为77995万人，可在2010年的公报中却抹去了该数据，在2011年的公报中该数据又露面，却改为76420万人。从业人口由77995万减少到76420万，而公报却称每年的就业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68万人，2011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221万人。对比前后数据就不难发现，
其中确实存在“猫腻”了。
笔者推断，统计部门可能是为了让数据“好看”些，就对每年统计的新增就业人口数据里注入一些“水分”。后来发现，这样一直向数据里“注水”，就会使从业人口超出中国总人口，于是，就玩了一个“瞒天过海”之术，让某一年的从业人口数据断裂，然后，从下一年开始，再从一个较小的数据逐年加起，继续向数据里“注水”，结果依然是“就业工作成绩喜人”。
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养老保险征缴收入13956亿元，缴费职工21565万人，平均每个职工缴养老保险6472元。同年，有6826万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12765亿元，平均每人领取18701元，收支结余1191亿元。
由此可知，抚养率（供养一个领养老金的人所需交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8701÷6472=2.9。也就是说，抚养率为2.9就能做到收支平衡，大于2.9则有结余，小于2.9就会出现亏空。
从能获得数据的1992年至今，我国的抚养率一直高于2.9。但在2004年以前，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处于建立初期的调整阶段，很多退休老职工缴养老保险的年限短，确实出现过几年亏空，但由于每年政府对养老基金进行财政补贴，每年的总收入仍大于养老金的总支出。从2004年开始，养老金本身的收支一直有结余，2004年结余83亿元，2011年结余1191亿元，平均每年结余增幅为46.3%。
2002年有11128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到2011年，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到21565万人，平均每年增幅为7.6%。这期间，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从3608万人增加到6826万人，平均每年增幅为7.3%。如果未来缴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幅一直高于领养老金的人数增幅，就意味着养老金每年都能做到收支结余。
2.“大斗进，小斗出”怎会亏空。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在世界属于偏高的国家，是工资总额的28%，其中包括用人单位承担20%，个人承担8%。而美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仅为工资总额的10.4%，其中个人承担4.2%，用人单位承担6.2%。我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美国的2.7倍。
我们再看看养老金的替代率。2011年，全国城镇退休人员平均领取养老金18701元。据人社部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同比增长14.3%；2011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同比增长18.3%。
人社部只给出2011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为35914万人这一数据，却没有给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数。我们只有参考国家统计局编写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34687万人，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为6071万人，个体就业人员为4467万人，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合计为10538万人，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24149万人。这样，我们可以算出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36978元。
我们按2011年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比2010年增长15%计算，则2011年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2525元。依此可算出，2011年的养老金替代率为44%。而欧美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大多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养老金是“大斗进，小斗出”，也就是说，缴的养老保险多，领的养老金少。照此下去，在人口年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只会越来越多。
3.“养老基金缺口”子虚乌有
我们把16-60岁有劳动能力正在工作或希望工作的人口叫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有的初中毕业就业，有的高中毕业就业，有的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就业。我们把开始就业的平均年龄设定为20岁，这样，19岁的人替代59岁的人就业，18岁的人替代58岁的人就业，依此类推，零岁的人替代40岁的人就业。
如果前一队列替代人口数一直大于后一队列被替代人口数，就意味着新增缴养老保险的人数大于新增领养老金的人数，这样就做到每年养老金本身的收支结余。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8-19岁的人口为9870万人，48-59岁的人口为9234万人，前一队列人数大于后一队列人数，这说明，到2022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会大于新增退休人数。换句话说，在2022年前，每年养老金都能做到收支结余。
同时，0-7岁的人口为4920万人，40-47岁的人口为10170万人，平均每年替代缺口为（10170万-4920万）÷8=656万人。但是，城镇化让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2009年城镇人口为64512万人，到2010年增加到66978万人。20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79‰，2010年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口为2157万人，而这些人多数是经济活动人口，即使13年后城镇化速度放缓，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仍能弥补城镇劳动力空缺。
所以，从2023年到2030年的抚养率会一直大于2.9，并不会出现“养老金缺口”。
2010年零岁和1岁婴幼儿死亡率分别是3.82‰和1.11‰，2-34岁人口死亡率均未超过1‰，但从35岁开始死亡率快速上升，到75岁升至41.51‰。年龄别死亡率的这种变化规律会使缴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幅加大，使领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幅减小。所以，如果把死亡率考虑进去，抚养率大于2.9的年限至少会延长至2033年。
2011年，养老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即使这笔钱不进行其他投资，只是存银行，按3.5%的利率计算，到2033年账户余额为41558亿元。如果按2011年的标准，政府每年财政补贴养老基金2272亿元，到2033年财政补贴本息累积额为73451亿元。这样，2033年养老基金账户累计结存额为115009亿元。
通过论证我们得出结论：“到2013年养老金的缺口18.3万亿”、“到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相反，按目前养老制度及人口要素外推，到2033年，养老基金账户会有11万亿元的结余。
4.预期寿命≠真实寿命
人社部在2012年7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将借鉴国外经验，拟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措施，并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实施。专家官员普遍赞成延迟退休，其中一个理由是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预期寿命”这个概念，它是指假若当前的年龄别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例如，某一天出生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有的出生后就夭折，有的仅存活几天，有的存活几个月，以后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亡，或死于疾病，或死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死于交通事故，或死于生产事故，总之，这一批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剩余的人数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死亡。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0-9岁的死亡率从3.82‰逐年下降到0.28‰，10岁反弹到0.30‰，11岁又降为0.29‰，12岁回升到0.30‰，从13岁开始到100岁以上，死亡率随年龄增长一直上升（只有26岁例外），由13岁的0.29‰上升到100岁以上的454.35‰。
据此推算，假定2010年某一天出生1000人，只有697人能活到73岁，有9人能活到100岁以上。依2010年年龄别死亡率推算，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为70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一群人根据给定时期年龄别死亡率计算出来的平均存活年限。
可见，预期寿命与年龄别死亡率相关，而婴儿死亡率对预期寿命影响最大，死亡一个婴儿就把预期寿命拉下一大截。举个例子，有对夫妇生了6个孩子，其中2个出生后夭折，4个到72岁自然死亡，这6个孩子的平均寿命是（0×2+72×4）÷6=48岁。另一对夫妇只生了一个孩子，同样活到72岁，这个独生子女的寿命就是72岁。
一般来讲，婴儿死亡率与生育率成正相关关系，即死亡率随着生育率的升高而升高，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降低。这是因为，生育率低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精力抚养孩子，精心呵护，婴儿死亡率自然就低。而生育率高的家庭，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抚养费和精力都会减少，孩子得不到精心照料，有病不能及时医治，死亡率自然就升高。
可以看出，在疾病、卫生保健水平、生活质量和环境等影响寿命的各种因素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减少生育率就可以延长预期寿命。
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增长贡献了很大的份额。根据人口学家和医学专家的研究，婴儿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出生后12个月内死亡人数的30%-50%。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不少是通过堕胎措施减少的生育率。这些被流产的胎儿不能计算进出生人口，也就减少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预期寿命。
“黑户”也在“拔高”预期寿命。有些想要男孩的家庭，如果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孩，则隐瞒不报户口，以期生育第二胎不遭惩罚。同样，为了避免惩罚，父母隐瞒超生子女不报户口。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为1.22，这一数值显然低于真实情况，说明瞒报、漏报现象严重。由于这些“黑户”自生自灭，没有官方数据记录，这就在统计中低估了婴儿死亡率，高估了预期寿命。
除生育率外，战乱、瘟疫、饥荒等自然和人为灾害也会影响预期寿命。现在处于和平时期，一些疑难重病也能得到了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全社会的抗灾、减灾能力也在加强，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现象发生的几率非常低，预期寿命必然就会延长。
而且，统计数据质量也会影响到预期寿命的表达。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0-4岁儿童死亡率为1.29‰，而世界人口寿命最长、富裕程度排在世界前列的日本这一数据是3.2‰，法国、德国和希腊均是4.1‰，澳大利亚是4.9‰，英国是5.4‰，加拿大是5.9‰，美国是7.5‰。
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据各国儿童死亡率经验值和我国不同时期的数据，用加权样条平滑法估算出我国2010年0-4岁儿童死亡率为18.4‰。再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零岁婴儿死亡率为26.9‰，而到2010年的人口普查，零岁婴儿死亡率竟降到3.82‰，十年内降幅如此之大，根本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所以，简单地说“中国人的寿命从建国初期的53岁延长到现在的73岁”会误导养老政策的制定，即便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仅有70岁。预期寿命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生育率的降低，如果只考察成年人的寿命，预期寿命的增长非常有限，绝对达不到20岁。读者可以从自己家庭过去几代人的寿命验证这一结论。
5.主要问题仍是“双轨制”
通过上文的论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以“养老基金亏空”和“中国人寿命增长”为由提出延长退休的政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那么，中国养老制度有没有问题呢？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养老制度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但不是退休年龄问题，而是“双轨制”。
《人民日报》2012年8月2日刊文称，实施差别化退休就怕“差出不公”，如果养老保险“双轨制”不及时加以妥善解决，任何有关退休年龄调整的风吹草动，都会招致更大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呼吁延迟退休者，都是不缴养老保险的官员和专家，有的专家甚至极力为“双轨制”辩护，称“双轨制”合理。例如，有专家提出：“双轨制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并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不像企业有市场营收，自负盈亏，而是公益性质，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
也有官员、专家称，延迟退休年龄，是替国家着想，给国家减轻负担。有学者讲道：“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使我国养老金每年增加40亿、减支160亿元……多收5年，少付5年，这一进一出给国家减少了多少养老压力？”
笔者不禁要问，百姓自己掏钱买保险养老，而且缴的养老保险金多，领的养老金少，怎么会给国家带来养老压力呢？给国家带来养老压力的不是百姓，而是那些不缴养老保险反而领的养老金是百姓3倍的特定人群。
由此看来，延迟退休年龄之争，其实就是两个集团的利益博弈。那些坐办公室、乘轿车不缴养老保险的少数人为多获得利益，就提出延迟退休年龄；而那些在车间、工地抛洒汗水的多数人，为尽早让疲惫的筋骨得到休息，不得不捍卫退休年龄不变，尽管这些人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他们毕竟是沉默的大多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