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一）
引子 当代中国第三次浪潮呼之欲出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生存压力面临崩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个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却出现了：一个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的国家，为什么连基本的食品安全都保证不了？为什么社会财富如此丰富，我们的生存压力却如此之大？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我们的“豆腐渣”工程却不减反增？为什么政府的力量如此强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却如此不堪？为什么很多人靠中国市场发财，却国籍在外、家属在外，自己在中国市场冲锋陷阵，却不愿意在这片国土上安身立命？为什么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感觉却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故乡，没有自己的根？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如此。为什么先富带后富的改革愿景变得如此迷离、如此苍茫，变成了“上层逃离中层坠落底层沦陷” 沦陷在道德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泥淖里 无论精英或草根，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今天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定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风险时代的乘客，人与人彼此息息相关，谁都没有“独善其身、独安其命”的本钱。
歌德曾经说过，自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唯一的问题。北大教授张千帆说：如果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一连串折腾，我们还“家国破碎河山在”（实际上乱砍滥伐、知青下乡和禁止农村进城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退化 作者注），几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发展却可能摧毁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个时候，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够喝，食品里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剂 我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呢？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中国式命题同样挥之不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每一个中国人则都在问，为什么中国正大迅速崛起，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种种现实的挫败感、焦虑感困扰？为什么工资收入总是赶不上GDP增长和通货膨胀？
面对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白领们借用美国苹果产品iPod，把自己自嘲为“iPod一族”：即没有财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较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FT中文网2011年4月21日更是以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形容今天的中国：“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文章说：
“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薪资大幅增长，人们普遍感觉中国 正在崛起 ，但最新（2010年）完成的盖洛普健康调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表明，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基于受访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 蒸蒸日上 、 勉强糊口 和 非常痛苦 。
“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 蒸蒸日上 的只有12%（这个数字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不过此次调查是在2010年完成的，当时也门还未发生动乱）， 勉强糊口 的占71%， 非常痛苦 的为17%。71%的 勉强糊口 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与此同时，感到 非常痛苦 的人的比率为17%，比苏丹、巴勒斯坦地区和伊拉克还高。
“上述结果与最近的其他一些调查结果相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10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当中，绝大多数人对生活并不满意。当时，《中国日报》指出，
人们情绪低落的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生活的严酷、竞争激烈、担心失业、偿贷压力和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最近几年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经高得令人担忧。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逼近0.5 基尼系数是衡量国民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全球范围内认可的这个指数的 红线 是0.4，系数为0时，意味着国民财富能够公平分配。 ”
百年中国 三次浪潮
再过三十年，我们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00年历史，可能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这100年里，以30年左右为界，中国当代史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浪潮，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都无法转移矛盾，社会和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终于走上了大乱后的大治，进入1978年以后历史的第二个浪潮 以经济赶超为特征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铸造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投资型政府，也形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加上行政力量亲历亲为走在经济第一线，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甚至有“全球一枝独秀”之称。它的副作用是：经济增长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导向型经济极大地推高了物价，资源为权贵主导，在高效率的同时，副作用是投资浪费也高效率，人人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带来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的极大破坏，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社会矛盾突出，人人缺乏安全感。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2：1，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GDP的3%－5%。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处处与人为敌的“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一切向钱看的“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一切以人的自由、权力为指针的“进步时代” 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自由市场和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浪潮，将带来国人走向真正的富裕幸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但也正如连岳所说：没人会天真到忽视强大的利益集团，但我也不会天真地忽视他们的智商，如果不改，则鱼死网破，他们的利益也将消失（转称到海外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改，许多民众会因为他们愿意改而忽视他们的原罪，他们的利益可以软着陆。
事实上，尽管我们一直面临着行政垄断、国进民退等一系列艰难的课题等待破解，但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关键是我们没有激发它们，让他们激荡成改革的共振性力量。
这方面的改革力量，一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不安与觉醒。2010年10月15日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国企中层年薪税后70万 称工资过高心里不踏实》就颇具代表性。
报道说，一个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国企中层，税后年薪70万元，外加福利补贴：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这位国企中层干部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这位国企中层不可能也未必有那么权限自动降薪，但心里的不安已经足以说明，如果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们身上将不会遇到多少阻力。这就是改革和社会希望之所在。
改革的动力之二，来自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的胆识，来自他们观念的进步与觉醒，来自他们对民众疾苦的深刻体察，来自他们对民众呼声的积极呼应。比如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接受外媒采访，在谈到政治改革时说：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些凝练、清晰、朴素而又坚定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改革的动力之三，来自“观点的自由市场”，来自观点自由交锋过程中人民的启蒙与自我启蒙。前不久，有官员站出来公开为强制拆迁辩护，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言论的出台，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口诛笔伐。但这也好，如果当事官员愿意说出真实想法，愿意公开辩论，社会也愿意平等地、对包括官员在内的论者不加问罪地公开讨论，不仅有助于完整地呈现真相，也更有助于厘清是非，形成社会的基本共识，助推官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同进步。
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我相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会得到确立，比如，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切发展进步都必须紧紧地依靠人、寸步不离地为了人。财富没有的可以创造、失去的可以再来，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损伤，就永远地失去或损伤。因此，务必要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严、安全，而不是相反。
同样，在平等、公开而又充分的辩论中，事物的真相也会逐渐呈现。比如，强制拆迁的效率固然很高，但是，其负面的效率同样很高。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城市化，有可能导致城市化大跃进，不仅制造大量的官民冲突与矛盾，还导致大量的“空城”、“鬼城”、“烂尾城”。此外还有政府的巨额融资平台，绑架了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
我相信，只要把问题都摆到公开台面上来，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改革的共识就不会遥远。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观念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觉醒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吧。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
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棋至中盘，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有人把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归结于市场经济：腐败问题、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要求强化政府控制的呼声不绝如缕，在一些领域，比如住房领域，行政控制有所回潮，平均主义和乌托邦强制有所抬头。
然而，我们不能健忘的是：计划经济只会让我们回到共同贫穷的道路上，绝对不可能带来共同富裕；过度强化行政控制权力也只会强化腐败，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三十年改革开放，遗留的种种问题，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到位、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结果。
2011年7月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当日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中国的市场力量正在倒退，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这一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其次，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以及世纪之交数百万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市场的力量一度得到很大的强化。但是，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吴敬琏称。
吴敬琏称：中国社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为由，主张回到集权国家和普遍贫穷经济政策的老路上去；另一端则以“保卫改革成果”为口实，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很可能最终殊途同归，通向最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目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将其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但是，依靠行政强力控制和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不能长时间持续，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会影响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吴敬琏认为，目前的增长模式依赖大量消耗资源的投资，不能支持长久的发展，资源、环境损害以及生存标准的不断下降，近年来愈发严重。另外，各级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加强、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增多，也在加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
今日中国已然站在了新的事关未来中国是倒退还是进步的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正如许小年先生所说，公共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管制造成市场寻租破坏社会公平，政府取代市场，管制取代改革，民众富而怨成为社会大患。
正如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总理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我们的社会，仍然分不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上到下，普遍弥漫着悲观又无所作为、不知该如何作为的得过且过情绪，而权贵集团对权力和法律公正性的侵蚀却在变本加厉，甚至可谓趁乱打劫。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首先要分析问题的要害：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与不公？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结论就是回到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放弃政府过大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任务放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的预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我们不妨连带思考以下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 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
2、 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
3、 为什么刚刚有一部分人实现了邓小平先生“先富起来”的愿望，财产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为时代性的潮流？
4、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普遍用于勾心斗角？
这一切，原因也简单，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包含矿产资源等的产权稳定），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随时、随便可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权贵集团对财富虎视眈眈的国度，中国人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企业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预期在哪里，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或者被迫与权力勾兑，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权贵劫掠集团也担心权势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样倾向于移民海外。；企业家群体一脑门子官司，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业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当下，转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所谓的民间仇富，而是权力在仇富，权势集团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财富。权力无法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政策变化无常、富人缺少预期，从而也诱发各种短期行为。
监管越多，腐败的空间反而也越多，积聚起的“腐败能量”也越大。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流寇特征极其明显。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强监督和反腐同时面临着道德和能力的双重风险：上级不是万能的，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难免挂一漏万，也难免受到被监督者的恶性反抗（哪怕万中出一也够呛）；上级也是由人组成的，并不具备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大幅度降低权力支配资源的含金量，把财产自由权利还给民众，实现洛克所说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可以说，“财产不能公有”是“权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下而上对官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百姓直接决定基层官员的乌纱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土地、矿山等财产公有的当下，基层村民民主和所谓的“国有”“村民集体所有”等，可谓缺乏“经济基础”，因此也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名义上的公有，只能加剧腐败和巨额社会资源为权贵集团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