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朝鲜战争期间，金日成就对威胁到他的干部进行清洗，经过1956年对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的排挤和打击，到1958年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也很有影响力；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洗莫斯科派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苏联使馆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表示将认真贯彻到劳动党实际工作中。但真实情况是，在第二天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却只字不提。
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它“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
三大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
延安派在行动
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说：劳动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 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
8月初，金日成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二号人物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 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 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清洗之中，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毛泽东的态度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毛在谈话中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然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 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 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1957年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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