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变“最堵周”里的节日腐败
民间俗语:“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今年中秋节前，北京、广州等全国各不会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交通拥堵。逢节必堵，中秋节尤其堵，早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奇景之一。对广大市民而言，“要么被堵在路上，要么前往被堵的路上”。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拷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全年最堵周”？
数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称：“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这番话可与北京的哥的判断相互印证。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们纷纷现身媒体抱怨：“你知道我这几天拉了多少个提着月饼上各单位的活吗？”而且无论专家还是高速公路收费人员，对此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就是过节“拜神”的人太多。为防止“节日腐败”，每逢节日前夕各地都会下发“七个禁止、八个一律”之类的文件，明文禁止大吃大喝和收受贿赂。年年如是，今又如是。“节日腐败”为何久治难绝?
在“最堵周”里读懂“送礼经济学”
逢年过节千里迢迢地奔波去“送礼”，已经成为官场的明规则。据说因为需要送礼的对象不少，一些单位甚至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每人按区域、单位划分“责任田”。其实说白了，节日只不过是为某些人大搞腐败、“跑部钱进”提供了一个载体和借口罢了。这也难怪但凡权力集中的地方，逢年过节都有形形色色的“送礼车”蜂拥而至，那些忙着送礼的人，像蝗虫一样堵塞着交通、刺痛着老百姓的双眼。甚至一度让城市交通陷入瘫痪。
如今“买官卖官”之风如今愈演愈烈。正所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这十六字诀已成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升官秘笈”。但要跑要送，必须找个理由，于是节日便成了他们“买官卖官”的“黄金周”。一到过节，就成了各种拉关系、铺路子、开后门、行贿受贿的“最佳时机”。该“时机”一到，他们就假借“慰问”、“拜年”等名义，冠冕堂皇地向某些掌权者行贿送礼，争取为来年的“位置”、“票子”打下坚实基础。
有心理学家也曾经作过这样的测试：人的欲望极易在逢年过节之时膨胀，被人轻易打开缺口。对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评论说，中国超过八成的腐败事件先是从节日送礼开始的，一些平时谨慎的官员在愉快的过节气氛中会放松警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滑入深渊，在中国，送礼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流行传统，也是商业接触的传统，不过也为贿赂提供了理想的借口。谁会质疑节日送礼呢？
因送礼而浪费的巨大社会资源
自然，想升官要送礼，学生要给老师送礼，商人要给官员送礼，病人要给医生送礼，当事人要给法官送礼；上学要送礼，找工作还要送礼，找医生看病开刀还要送礼，方方面面都要给官员送礼，这样的送礼往往是来而不往。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大约也没有闲着，都在“跑部钱进”。这让正常的生产经营、正经的公共服务可以为之暂歇，一切的活动安排围绕着送礼这个中心展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礼来，天下攘攘皆为礼往”。
如今送礼已经从一种必要的人情调节剂变成沉重的人情债务。数目庞大的礼品金额中，多少是发自内心的迎来送往？多少是背负了人情、面子和利益？不客气地说，此项开支大约正如CPI的猛涨一样，正在成为中国公民的一大负担。而背离实际需求的礼品回购现象反映出“买的人不用，用的人不买，多出来要卖”。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是消费者被商家诱导购物从而过度消费的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
资源的无谓浪费也许还只是小的方面。从宏观上讲，过度送礼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进行了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月饼（或者里面藏着金表、手机），一个饭局，然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一次升迁，或者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老师的更多照顾和偏爱，医生手术时的更加小心谨慎。
因送礼腐败而毁掉的节日
中国人崇尚礼尚往来，也深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亲朋好友、熟人同事节日互赠礼品、互相走动，本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但今天，“礼”的概念似乎没了多少“礼节”的纯粹，被物化成了“礼品”、“礼金”、“大礼”，原本平等温情的人际交往手段，也被异化成了交易。尤其中秋佳节这样一个“大众社交季”，被部分官员用黄金月饼、钻石月饼、高档烟酒演绎成了一场“大众送礼季”。送礼者内心凄苦，还得强装笑颜，收礼者内心忐忑，还得故作清廉。
一个全家团聚的节日，被演绎成了一个制造腐败的狂欢夜，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送礼浪潮导致交通堵塞，物价上涨，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官民互动”奇观，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推波助澜者，社会风气必然出现恶性循环，把一个万家团聚的节日搞得乌烟瘴气，充满铜臭味，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反省，必然毁了这个节日，毁了人际互信，毁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仅有的一丝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