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残杀投降的国民党人

1948年12月,国共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大决战,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且喊话说,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军官兵在长春守将邓洞国因弹尽粮绝,北平守将傅作义受女儿,也就是当时的中共特务欺骗,先后投降后,全国各地国军投降、投共成风,于是共军战事顺利,席卷整个大陆。然而中国建政仅一年,1950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下达了镇压反革命指示,要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下令大规模处决先前投降、投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俘或逃亡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大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分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十师师长尹作赣,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等等,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

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限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举,美国的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耸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因为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残暴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映荣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原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贺庚等等。

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手段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经济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反,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毛亲发密令,按人口比例杀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1951年初,毛批评湖南等地杀人不够,亲自指示,上海是一个16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逮扑两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三千人左右。

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又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你们已经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在毛指示的鼓动下,各地放手杀人,仿如比赛一样,实际上杀人比例远远超出千分之一。

1954年毛泽东宣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但早在1952年底,中共公安就宣布共消灭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余万人,而中共内部传,实际遇害的原国民政府军、公教人员至少高达五百万人以上。至于被俘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司令官以上,战后一直被关在中共监狱,从1959年开始,中南海处于对台湾的统战目的,开始对他们分批特赦,直到1975年,也就是中共建政26年后,才全部释放,这些饱受牢狱之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到走出监狱已经垂垂老矣,却仍然被中共利用作为统战工具。

而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共军收编后,都被推到最前线作战,充当共产党炮灰,比如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傅作义,国民党陆军上将,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将其60万大军拱手交给共产党之后,仅两年,其精锐竟都被中共推到北韩战场,充当志愿军的作战主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傅作义所部的工兵团,甚至被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名为留厂就业人员,边学习,边劳动,实际变相沦为劳改人员,充当共产党的苦力。

韩战结束后,换俘时,一万多人被俘的中国志愿军,自愿选择到台湾,其中大多数都是当年降共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看透中共本质,翻然悔悟,到台湾后重归国军行列,其他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战俘,终其一生受尽冷眼和歧视,后悔至今,可想而知。

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原因在于中共以和谈为名,利用国民党北平首将傅作义,最后傅所部60万国军和平缴械。

中共统战成功全赖一个关键人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那之前傅冬菊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发展为地下共产党员,成为潜伏在父亲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务。

有一回利用她年仅5岁的弟弟,从父亲傅作义的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险柜锁匙,用照相机拍下保险柜中全部军事机密,毛泽东和中共获得傅冬菊送来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秘密和谈阶段,毛泽东利用傅冬菊这一管道,与傅作义联系,傅冬菊则不仅向中共提供北平国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且让中共明了傅作义的心思、动态乃至一举一动。让中共一方牢牢掌握和谈的主动权。蒙在鼓里的傅作义直到交出北平之后才知道女儿的共产党身分,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甫顿感上当受骗极度后悔,大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两性家奴。

这个出卖了父亲、出卖了家庭、也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傅冬菊,投共之后情况并不理想,中共建政后这个为中共拿下北平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并未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不仅没有受到中共的重用,反而遭受歧视,中共上级组织甚至不承认,她的党龄,要她重新填表入党,为此她感到极大委屈而愤怒。

1949年傅冬菊被打发到云南,在中共西南服务团任职。1951年被调入北京在人民日报当一名普通记者,文革爆发后,傅冬菊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交由群众残酷批斗。连她当年为中共卖命所从事的特务工作都遭到质疑,一度失去自由。文革后,傅冬菊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傅作义就将自己的多处房产,捐献给了中共,到了90年代,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退休回到北京居住的只是一间破旧的居室,没有装修,陈设简陋,连沙发都是布面的。对比众多官员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傅冬菊却只有微薄的退休金,以至于连单位的微利房,都是由干部少许出一些钱,就能将超值的政府工房购下成为个人所有都买不起,中共国务院机构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微薄的退休金仅够吃药,后来病情加重,医院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她住进高干病房。而傅冬菊对于中共的功劳,岂是任何副部长所能比拟。

傅冬菊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的住宿费是400元,还要自己出护理费。一个护理员的一月工资就是几千元,两个护理员每12小时一轮班,因为傅冬菊付不起那么多钱,几个护理员先后甩手不干。

卧病2年多,当年那些与她联络,求她办事,靠她立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如今都已升居高位、腰缠万贯,但没有一个人出面为她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去医院看她。

2007年7月2日,贫病加交而孤独无助的傅冬菊,凄残辞世。据说傅冬菊临终前,对当年的行为颇为后悔,觉得对不起父亲,她对旁人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她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因自己病痛缠身始终无法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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