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婉君编译报道】据《金融时报》9月12日（周三）报道，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新旧领导层过渡都会在政府支出方面出现大的跃升。
尽管存在有关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诸多迹象表明，这种由政治推动的投资热潮传统，将在下个月中央和地方的新领导班子就职时再度自我印证。
“在中国，经济与政府过渡之间的联系极度紧密，也许比在西方国家还紧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
目前，中国的省级和市级政府已经揭示了它们的支出计划，总额超过10兆亿元人民币（1.6兆亿美元）。强大的中央规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已批准了价值约1兆亿元人民币的的城市轨道、公路和水路项目建设。
怀疑论者指出，要凑齐给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的经费将会极度困难，中国的经济并不需要象过去那样多的投资增长。
但是，即使这些确切的目标不能实现，这一飓风式的公告凸显了在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更深的政治推力，不管在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取得了何种发展。
“这就像中央政府正在以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为标准，让地方政府举办比赛。谁能提供最好的GDP增长率，谁以后就能获得晋升。因此，这种对投资的激励就必然存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Huang Haizhou 音译）说。
随着中国今年的增长率降至7.5％-这将会是在超过二十年中中国最缓慢的增长，这会令刺激官员们去推动增长率的力量就会更强。
最近几周，中国已宣布的投资项目被形容为“刺激”措施来支撑磕磕绊绊的经济。其中，贵州省希望斥资3兆亿元人民币来促进旅游业，重庆市的目标是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电信业中，投资1.5兆亿元人民币。
但这些刺激政策的“标签”没有切中要害。在宣布的这些投资计划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环境，而不是直接的经济问题。
中国每隔十年要更换其最高领导人，每隔五年会对其他高级官员和地方领导人进行洗牌，大约在同一时间，会召开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个政治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共召开党代会时，就出现了投资上的跃升，如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2002年和2007年。
外部世界一直专注于谁会接掌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然而，这种继承对投资的影响，是被新的地方官员在推动。
“当新的干部在地方就任时，他们就会计划好他们的任期，希望能有重大成就。这些成就几乎总是那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它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些项目，所以他们越早开始，就越有机会在其任内完成，看到结果”，蔡洪滨说。
这种领导的周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中国经济放缓。许多观察家说，官员们似乎已经把眼光从增长问题上移开，转向政治上。
在最近的一份工作论文中，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家李一楠称，在中共的党代会前投资减速，与其党代会后投资繁荣一样普遍。
但是，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总经理Arthur Kroeber说，（中国的）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过去要弱很多。随着投资已经占GDP的近50％ - 这对主要经济体前所未有 -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驾驭它，否则就在冒着一个重大的危机风险。
Arthur Kroeber说，“我真的认为现在不同了，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了资本刺激密集型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极限”，“[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但中央政府有着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诱因来打压它。”
李一楠认为未必，“地方领导人们已经开始宣布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明年还会重复”，他说，“如果制度不改变，这种循环将不断地重复。”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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