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年累积的体制弊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变得愈发刺眼，不仅消减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也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桎梏。
无论是初衷良好的结构型减税，抑或其它旨在稳增长的扩大投资等，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在中国”官本位”以及”对上不对下”的定势思 维下，执行过程中屡屡被大打折扣，其背後的原因无外乎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各自利益各唱各调，以及层层叠加的审批管理权限和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
“中国的很多问题乱就乱在审批上，审批的核心就是不愿放松对权力的把持。”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祁京梅称，“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企业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主经济体，企业的发展不应跟着政府的指挥棒乱转。”
她指出，在现实中企业的投资生产活动往往过多地被政策影响，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影子。或许这也能道出中国为何屡屡出现电荒、油荒、气荒，但相关行业的改革却一直无法推进，“打破垄断”喊了数年，但垄断壁垒却越来越厚的重要原因。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後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近日撰文表示。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在其微博中则明确表示，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 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这三座大 山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
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7.6%，创下逾三年来新低。而刚刚公布的8月制造业PMI数值，无论是跌破荣枯分水岭的官方数据，抑或创41个月低点的汇丰数据，均暗示中国三季度经济探底仍在继续。
政策美意总被打折
为抑制经济下行势头，中国明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除扩大及稳定投资外，亦在稳步推进扩大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范围等结构性减税举措。不过来自企业的微观感受却难同步，尤其是经济下滑未止时，企业对税负轻重的痛楚尤为敏感。
“中国一方面强调为企业减负减税，另一方面年初确定的财政收入目标仍然高达9.5%，而财政收入是以现价为基础的，在CPI下行以及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财税部门要完成目标自然是想方设法。”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人士称。
此外，多如牛毛的各种收费以及其它非税收入，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在增收方面的随意性，以及诸多基层执法过程中对政策的随意裁量均让良好的政策初衷蒙上阴影。结构性减税的美意正因非税收入大增恐落得“雷声大雨点小”。
即使是作为今年结构性减税重头戏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在北京从事礼品生产和销售的金总对此也并不乐见。
他抱怨说，以前只要缴纳5%的营业税，现在虽然可以抵扣，但在购买原料的时候就必须要求对方开发票，这样成本又要增加，且增值税税率要比营业税率高，而且必须购买税控机和相关设备，都要到税务机关指定地点去买，价格比市场价高出许多。
“最终结论是国家一点不吃亏，税收一点没减少，该收不该收，能收不能收的反正都收了，但却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他称，“我宁愿税局按多少个点的定额征税，而不要搞这麽复杂的计税方法。”
而政策效果背离初衷的例子在中国诸多领域也不胜枚举。
祁京梅提到，中国正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并给予一些领域财政补贴。政府初衷是希望尽快扶持这些企业做大做强，但结果是很多企业并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一窝风上马，结果企业没做大做强，反而让整个行业的产能面临过剩。
“铺天盖地的政策扶持往往会造成经济上的透支，到後来再去想办法弥补，往往是得不偿失。”她认为。
经济问题背後难掩体制硬伤
很显然，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背後更凸显出体制弊端的制约，尤其是面对经济持续探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对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客观现实面前，体制的硬伤越来越成为一种阻力。
“我们很多时候各部门出的政策就是各唱各的调，都是站在自己部门利益上制订的，根本没有从大局考虑的意识。”中国社科院一位教授在内部一个讲座上就公开批评，“因为我们的体制是对上负责而不需要对下负责，只要上级部门认可就行，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
他以金融行业的政策为例指出，经济下行时必然带来银行坏帐增加的风险，尽管从金融监管部门角度强调风险管控没有错，但如果这个时候过份强调控制风险，并在监管上过于严苛，对正在下行的中国经济只能是雪上加霜。
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此前就曾撰文称，当前中央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由此政府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频率和数量都较以往明显增加，越是这种情况就越需要加强部门沟通，确保政策协调，防止政策叠加或冲抵，造成调控过度或不足。
他指出，特别是随着中国有效信贷需求的下降，宽松信贷的政策效应正在边际递减，迫切需要财政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跟进。
而路透此前专访的诸多经济学家们在谈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时，也不约而同地提到，诸多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归结到体制问题，尤其是很多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却必须通过行政审批，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继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正值换届的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体制弊端积重难返
眼下，中国在面对增速放缓的客观经济周期时，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驱动改革消弥体制方面的弊端，彰显社会公平就显得更为迫切。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关于改革的内容也年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发改委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但现实推进却相当缓慢。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就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後、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他认为，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他指出，中国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 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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