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人海战术与“劫魂”

杨奎松先生的《开卷有疑》[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中有《大历史,小道德》一篇,该篇讨论了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提到的中共军队的人海战术的问题。《大历史,小道德》后来作了若干改动在《同舟共进》杂志上以《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为题再次发表。[2]后者在网上以《揭秘人海战术:共军为何打起仗来不要命》为题流传。

黄仁宇先生(1918-2000)是著名历史学家,华裔美国人。他抗战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曾驻守中越边界,内战时作过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随从副官,曾考入美国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学习,内战结束后退伍,再度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历史,获博士学位,定居美国,代表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

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写到的中共军队人海战术是1946年4月林彪部队在四平街战役中攻打国民党新38师的战斗:

“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3]

黄仁宇先生还写到,1946年5月,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军官主动向国民党军队投诚,该军官说,林彪部队能够坚守四平街40天,“其实很容易,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3]

这两段,写了两件事情,使用人海战术和逼迫士兵赴死。

在《大历史,小道德》中,杨奎松先生对这两件事情都不以为然,他说“‘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联。”

首先,我们来看看杨奎松先生否定人海战术的论据,他说:

一、黄仁宇先生的描述“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

二、国民党军队“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为了固守上海,将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三、“对于林彪来说,他刚到东北掌军不久,东北的各路武装仓促成军,一盘散沙,也需要来一次大战以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

四、“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

五、“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就曾经吃过大亏。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因此“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

六、“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

七、朝鲜战争中,“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在3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覆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

杨奎松先生的这些论据都经不起推敲。

对于第一点,“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是黄仁宇先生亲眼所见,新一军总部的参谋的话是黄仁宇先生亲耳所听,怎么算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事事都要亲历,就没有历史了。

对于第二点,在沪淞战役中,蒋介石把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那是战略行为,不是战术行为,称不上人海战术。在沪淞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是否使用过人海战术,没见日军称说。杨奎松先生搞历史,应该查查看。更重要的是,即便国民党军队使用过,也不能表明中共军队也可以使用,更不能表明中共军队没有使用过。

对于第三点,如果林彪为了“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就搞人海战术,即便在当时,也是不道德的。其实,四平街战役是毛泽东坚持要打阵地战,林彪最初是不同意的,所以不是林彪为了“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练部队”。这是很容易查到的史料。

对于第四点,19世纪至20世纪初时候,武器的杀伤力确实有限,因此武器劣势的一方,只要人多,也可以取得胜利。但到了20世纪中期,武器杀伤力已经很大,再用人海战术,只能说是对人命的轻视。装备落后有装备落后的战术,比如游击,比如偷袭等等,人海战术不是装备落后方必然采取的战术。只有在装备落后而人力无穷、重视胜利而轻视人命的指挥员那里,才会采用人海战术。

对于第五点,人海战术是进攻时的战术,不是防守时的战术,因此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的“阵地抵抗”不属于人海战术。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中共军队“蒙受严重损失”,不等于内战和朝鲜战争中就不使用人海战术,人海战术的关键是人力无穷,抗战期间中共军队还没有做到人力无穷。即便抗战末期军队有了很大扩张,有了相当人力,那也是要储备起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而不是对付日军的。

对于第六点,杨奎松先生没有参加内战,当然没有“亲历亲见”新战士多、在冲锋时“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的状况,那么杨奎松先生应该给出材料出处,但是杨奎松先生没有给出。黄仁宇先生的同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说的是“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但林彪部队会在这个只能容下一个连的地方“摆出一千人”。一千人接近十个连了,这可不是用士兵们自己“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就可以解释的。

对于第七点,杨奎松先生没有认真查阅朝鲜战争史料,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最典型的一次使用人海战术,就是砥平里之战。志愿军以8个团不少于1万6千人(有说5万人的)包围美军1个团(其中含1个法国营)4千多人,计划全歼,但猛攻2天,没能攻克美法军阵地,只好撤退。志愿军战死数千(有说伤亡1万5千人的),美法军只伤亡了数百人。这一战发生在第4次战役,而不是前3次战役。正是这一战,使志愿军的战略战术发生了根本改变,指挥员认识到人海战术敌不过优势火力,不再采用,而进攻为主也改成了防御为主。[4] 不再采用人海战术,并非珍惜人命,而是采用了也不能取胜。

杨奎松先生在第二次以《共军在战场上为何打疯了》发表这同一篇文章的时候,删掉了上述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条论据的全部、第四第七条论据的部份,第一条论据支持的也不再是对人海战术的否认,而是对逼迫士兵送死的否认,这样,文章就完全没有否认中共军队在内战和朝鲜战争中使用过人海战术,而只是否认中共士兵被逼送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杨奎松先生否定中共士兵被逼送死的论据:

一、黄仁宇先生关于林彪枪毙连长的描述“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

二、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

三、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张治中亲历的“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四、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士兵家信和日记,表明“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

对于第一点,上面已经作了辩驳,即黄仁宇先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完全可以作为证据。要补充的是,中共军队自诩“人民军队”,士兵为“保卫胜利果实”、为“保家卫国”作战,英勇无畏,决不可能有枪毙连长的这种事情,因此如果有,也决不会让亲历者出声。

对于第二点,如果因为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也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林彪的枪决就是可以的、就不是逼士兵送死,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于第三点,我没有异议。张治中虽然是降将,但他关于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的评价是投降之前作出的,是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对于第四点,我有部份异议。首先,杨奎松先生举的两条材料都是入团志愿书,这类材料当然都属于思想转变的;杨奎松先生没有举出家信和日记类材料,家信和日记这类材料可能有思想没有转变的。其次,杨奎松先生只举了两个士兵的材料,没有统计全部士兵的材料,到底转变的有多少,没有转变的有多少,不清楚。

杨奎松先生说,“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份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份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我赞同杨奎松先生的“劫魂”的说法,即中共士兵被劫了魂。劫魂就是洗脑,但劫魂比洗脑更粗暴。

其实,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多次提到了中共的这种劫魂,他说:

“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皱皱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3]

(在中共,)“所有的人员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犷的形式,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思想控制发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过程,较敏感内省的个人所受的冲击最大。” [3]

黄仁宇先生不喜欢被“劫魂”,他要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自由,所以他说:

“我对在国民党军队的资历几乎毫无遗憾,虽然我们必然是输的一方。连王上校(即投诚的军官——笔者)这样的老派人士都选择抛弃的运动,我更不可能加入。” [3]

“劫魂”是否对每一个中共士兵都有效呢,不是的。

四平战役时,面对死亡,投降、逃亡的中共士兵就不少。[5]杨奎松先生也在《大历史,小道德》中引用可靠材料说,志愿军有逃亡和临阵脱逃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劫魂”的程度是否都是彻底的呢,也不是的。有很多人是从众的,因此当“劫魂”的环境不存在的时候,被“劫魂”者就“还魂”了。这可以拿志愿军战俘的遣返为例。

志愿军有2万多人被俘,在遣返的时候1万4千多人选择去了台湾,选择返回大陆的只有6千多人。即70%的战俘选择了台湾。过去说战俘去台湾是被胁迫,这不是事实。事实是,蒋介石最初不愿意接收志愿军战俘,一些战俘自发写血书,表示坚决要去台湾,蒋氏才意识到其中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好处,才决定接收。当时,连美国人都觉得诧异,为什么战俘愿意去刚刚遭到失败的一方。亲国民党的战俘确实私刑处死过亲共战俘,但亲共方私刑处死的亲国战俘更多。所以,要讲胁迫,双方都有。[6]杨奎松先生说,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国民党俘虏兵只占到1/3左右。也就是说,自愿到台湾去的,决不仅仅是国民党俘虏兵,还有“贫苦农民”,甚至有党团员。

人海战术中的中共军队士兵确实可能不是“被逼送死”,确实是作战勇敢,但勇敢并不等于正确,并不等于正义。侵华日军也很勇敢。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描述历史,但历史学家也应该有正确的是非观,因而应该具有正义感,否则,就可能为邪恶的事物张目,或者把邪恶的事物视为正常。

杨奎松先生说中共士兵“追求进步”,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何谓“进步”?应该指跟随马克思主义,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就不会有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不会有中国和越南的“改革”,朝鲜人民就不会饥寒交迫,古巴人民就不会穷困拮据。

注释:
[1]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
[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
[4] 砥平里之战材料很多,网上俯拾即是。
[5]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03_2664_905063.shtml
[6]《凤凰周刊》2010年第23期,总第372期,2010年8月15日出版。《38度线回忆:战俘营里的台湾翻译》、《志愿军战俘美国档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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