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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是非恩仇已廿年(二)

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作者:野夫  2012-08-28 06:4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我带着两个人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曾经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二十年前牺牲、流亡和因种种牵连受罪的无辜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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