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对江青表“忠心”(图)
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他们手挽手，一排肃立于毛遗体之前。
四月二十四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并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这通知后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月十六日扩大会议通过这份通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毛并未参加扩大会议，那时我们在杭州。
毛给我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
我看到这个名单，内心紧张起来。江青有了实权了。自从一九六０年以后，她对我积怨很深。以她的为人残酷来说，她不可能轻易饶过我。我今后会有什么遭遇呢？
毛借着机开导我，要我对江青表示对她的“忠心”。毛远新对江青一向十分冷淡。每年暑假回到北京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江青，或和江青谈谈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给毛写了一封道歉信来。毛远新向毛作深切的自我检讨，说明经过这一时期文化革命的开展，他看清楚了，江青是毛的忠实的学生，表示对江青从心里敬佩。
毛看了很高兴，将信转给江青。
毛远新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毛远新的这一手很灵，此后他成了江青指挥下的战将，短短几年中，便窜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反过来，我和江青之间旧隙难以摆平。毛远新是毛的侄子，江青将毛远新纳为麾下大将之后，声势也得以日渐壮大。但我对江青的看法丝毫未变，何况我也不屑于平添她的政治力量。我无法对她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她早晚总会对我伸出魔爪。我真有长日将尽的感觉，江青一定会想法子毁了我。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觉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０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络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到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的娴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毛在武汉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说的“事”，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我不愿见到天下大乱，文革使我提心吊胆。第二天，我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两天以后，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装亲临政治斗争的前线，又一次重大的灾难正式揭幕了。他开始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