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洪谦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招收过博士生？
七十年代中期，我如饥如渴地读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的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重新开放，亨普尔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洪谦先生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硕果仅存的几个人之一，当然也更不知道他的水平和资历根本不在艾耶尔之下。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是因为他不仅是石里克一般的嫡系学生，而且是非常器重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石里克亲自指导下，物理学家海森堡过目的一篇典型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作品；他在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受奥地利和英国剑桥等大学高度尊敬，并且邀请他与艾耶尔等人合作在英奥的大学指导研究生。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当然不仅是因为上述这些表面的俗名，而更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读洪先生“论时间和空间”的论文后所产生的震惊，他对概念准确的把握，简单清楚的行文不在罗素之下。他让我感叹，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天人！所以其后我不得不思索，何以造成我当时的无知？因为我从七零年开始就自觉地追寻经验主义者们的道路了，可我竟然只知道洪先生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参考资料》的编篡者，而尤其不幸的是，由于我当时为了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居然搜集收藏了一篇洪先生五七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批判马赫的文章。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和四九年后所有那些哲学界的人一样，也是一位追随马列主义的宣传匠。对所有这些人，七零年我思想产生反叛之后，在思想领域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他们，包括后来被人们吹捧的顾准、李慎之，当然更不要说李泽厚们。这里我必须要加一句的是，我后来的导师许良英先生深知我的这种反骨和傲骨，但是还是在八二年特别招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尽管我们后来还是在思想上分手，但是对此我是永生不能忘记。
关于洪先生这篇批评马赫的文章，认识洪先生后，他坦率地问我，“你还看到过我别的文章吗？”我说没有，为此他对我说，写过这篇后，他立即后悔，这篇文章从此成为让他终生痛心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昧心的事情再次发生，他决定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从而可以合法地“没有资格”再去写作这类东西。
洪先生的这种不合作和坚持，这种沉默方式也可说在那个残暴黑暗的年代是极为独特罕见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还不仅如此，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独特的沉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不仅在所谓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后也没有再在国内写作发表过中文论文，而且直到驾鹤西去在国内始终没有招收过博士生，培养博士。
为什么会如此？由于他的淡泊似乎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而这个结果却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洪先生，甚至可说是没有能力读懂洪先生灵魂的人，如甘阳等人，在洪先生离世后利用回忆洪先生抬高自己。如果这种自我抬高没有对洪先生的歪曲，甚至丑化，也毋须认真对待。但是，不幸这类回忆却正是如此。
洪先生在生前是寂寞的、坎坷的。因为他的哲学追求曲高和寡，为人不肯趋附俗事，所以在文字上从来少有对洪先生记述。正因为此，如果任由这种流言蔓延就会给他带来比生前更多的中伤。为此，作为洪先生学生的还学文，以及因此而和洪先生有些接触的我，希望陆续就我们了解的洪先生，公布一些晚年我们有幸接触和了解的洪先生。
由于我们这代人也已经进入老年，很多记忆不变成文字记述下来就会被遗忘，而我们却还没有感到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因此这几年我零星地利用通信机会记述了一些当年经历的事情，这里发表一篇我在二〇一〇年给荷兰张英先生的信，供以后研究这一段历史，研究洪先生的人参考。
——2012-8-12 德国•埃森
张英兄，你好！
信收到。所言还学文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宗后人，或许这个提法是可以的。因为洪先生一生最满意的学生是还学文。八七年他病重住院，恰好许良英先生那时也住院——在北京友谊医院。我知道后，去看望两位先生。我先去看望许良英先生。许先生对我说，洪先生就在另外一个病房。我说还要看望一下洪先生，于是许先生就带我到洪先生的房间。我们一起聊了半个多小时。许先生也没有回自己病房，一直在座。
还学文在八六年拿到硕士。跟你说实话，我们从来不愿意吹嘘自己，她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三十七年后，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拿到分析哲学硕士的人。
她确实是读得太顺利了。她到德国的时候，八四年，我在戴康生（宗教所所长）家碰到当时社科院的院长助理李惠国。他是于光远自然辩证法六十年代研究生，北大五十年代哲学系毕业，又到物理系补了一年物理课程。因为他此前在八十年代初期拿普朗克奖学金在德国交流两年科学哲学专业，所以对分析哲学的状况很了解。我问他，还学文拿学位的前景。他对我说，“中国哲学系的毕业生，要想拿分析哲学的硕士，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分析哲学严格说应该是数学系、物理系毕业的人学。你去还差不多。”在这次见面时，李惠国还对我说，所有时下那些中国国内活跃的所谓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专家，都是唬人的，他们在这个领域由于缺乏基础训练，事实上是连门都进入不了的。他说，他在德国两年，参加人家的讨论班，人家的演绎分析，他根本无法跟上和理解。
为此，对于还学文在德国的学业，我一直为她捏着一把汗。但是后来，还学文连学习语言在内，居然用了三年多就拿到硕士学位。因为有了与李惠国的谈话以及对于科学哲学的基本了解，所以，我深知道此中的运气与艰辛。由于我知道洪先生对她非常信任，所以劝还学文读完硕士，回到洪先生身边读博士，这样可扬长避短，多做些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如此也可以把洪先生的一些东西继承下来。但是由于她太顺利，及德国的基金会也顺理成章地继续资助，资助不要，不继续学下去，似乎有点傻，所以还学文犹豫。这种矛盾想法，那年我们也告诉了洪谦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就是在那次看望洪先生的时候，洪先生着重跟我谈了这件事情，也谈了他为什么从来不在国内招博士生，培养博士。
洪先生首先说起还学文说要回国读博士的事情。他说，还学文是他解放后所招的学生中唯一一个谈得来的学生。他的意见是不要回来，能够在国外呆多久就呆多久。如果你们一定要回来读。洪先生说，也请我们放心，他那年已经在教育部备了案，招收一个博士生。他还说，他从来不在中国招博士生，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够资格读他的博士。对此他并且说，他每年在剑桥带博士生就够了。而这一次，如果学文真的要回来，他就破例招一个。这个名额已经在教育部批准了。他说，当然教育部不知道他是专门为还学文准备的，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维特根斯坦。那天在病房，他明确地对说，如果还学文不回来，这个名额就作废。但是对于还学文是否回国，他两次对我说，他的意见是，尽可能在德国读下去，能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在场的许良英先生也要我们再好好想想。
正是由于洪先生这个意见，当然也由于八八年初，在我要求废除自然辩证法后，（何祚庥，查如强们看到了我文章的真实意图，公开对我做了这一指责），我的文章被封锁，无法发出。当然对于这个封锁，对我来说主要不是被查如强、何祚庥这些左派的封锁，而是范岱年、梁存秀这些所谓开明的自然辩证法人，这使我再次感到在国内暂时是没有希望发表东西的，为此我同时问自己，是否此生一定要到国外看看，也就是到窗户外面看看，如果是，那现在可以走了。这样的走法也不必让那些人在这个出国问题上封锁我，让我难受。所以，我们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学文暂时留在德国，我到德国探亲。从而这也造成了其后我到德国后我们这二十年变化。
学文处有洪先生晚年给她的将近五十封信，这近五十封信，她已经翻译成中文，是一批珍贵的资料，尤其是洪先生留下的文字极为少的情况下，对于研究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非常珍贵。从中你可以看出洪先生的痛苦煎熬。现在细读这些信，更感到当时洪先生的建议，他是不愿意还学文回到国内，只不过不能够直接说出。由于还学文按照洪先生的建议留在德国继续学习，洪先生最终在国内没有招收过博士生。
借你信这段历史我第一次写出来。因为感到再不写出来就会忘记了，而这对理解洪先生，以及澄清那些借洪先生来抬高自己的人所带来的对洪先生的误解我想会有所助益。作为维也纳学派的一元，从洪先生不多的文章，包括他对于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驳，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黑格尔那种晦涩的黑话哲学的态度，更不要说那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列思辨教条了。所以很多写回忆洪先生文章的人都根本不知道洪先生的思想，灵魂在哪里。这中间大约除了洪汉鼎的回忆还接触到洪先生一些边缘外，其他如甘阳等人，无论就思想、方法还是做人都无法理解洪先生。 他们笔下的洪先生实在是对洪先生的扭曲。
写下这些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点：想让后来的青年学人知道，完全意识形态化——“党文化”下的这几代所谓“学人”和一般社会的学者的根本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当青年一代和我们这代人接触和学习的时候，他们要注意什么。
暂此，周末好！
维光
201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