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是一场清党(图)
编者按：毛发动反右运动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进行一场空前的清党。铲除数十万党内民主派。这是一般反右研究所忽视的，本文弥补了这个缺陷。也为中共政改何以封锁至今，提供一个可贵的历史分析——反右不仅将社会打得鸦雀无声，也消灭了党内（革命内部）的任何歧见与制约，为毛的独裁铺平道路。接下来一场牺牲数千万人命的大跃进和全面摧毁当代文明的文革便不可避免。那是一场犹如纳粹踏遍欧洲无敌手一样的战争，只不过被蹂躏的是亿万中国人。而这个被毛及其继承人邓小平愚弄得不堪入目的党，迄今没有从历史的教训中表现出丝毫醒悟。
1957 年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布反右运动开始。
07 年北京18 位已成耄耋老人的反右派运动幸存者谴责这篇社论社论，
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并提出国家赔偿。
五十五年前席卷中国大陆的反右派运动，中方及其御用历史学家把它盖棺定论为一场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运动。五十五年光阴荏苒，根据当年受害者和历史学家挖掘出来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发动“阳谋”的最终目的，如同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和臭名昭著的文革一样，都是为了清理门户，打击党内反对派和民主派。毛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独裁者担心身前被人夺权，身后被人鞭尸。
中共党内揪出右派二十四万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从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至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莫衷一是，本文不作考证。为了叙述方便，采用二个基准点：其一是官方认定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其二是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仅依照这二个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五到十。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百分之十。”党内右派百分之五到十这个数字毛泽东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一千二百万人。参照八大代表成份分析，百分之六十为工农，工农不划右。百分之四十可以划右的党员包括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军官和其他阶层，约有四百八十万之众。根据毛泽东在反右前夕信口开河订下的指标，党内右派约有二十四到四十八万之众。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的意见》透露，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或取消预备期的党员而外，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党员右派总数在二十到二十四万左右，占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到四十三。在反右派运动中受清洗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中共至今依然秘而不宣、刻意隐瞒的原因之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至九月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党内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毛泽东不是数学家，经济建设方面的数据搞得一塌糊涂。但在确定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打击指标方面，却十分老到。毛泽东订下的党内右派指标之二十万底线，完全符合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个数据不包括党内划的中右分子和内控右派，他们仅受不开除党藉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例如乔冠华和杨献珍，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在鸣放中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外交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上报中央书记处，批覆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都抓不到，刘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撤掉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当了右派。
毛藉反右清党，刘少奇有异议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手段高明，善于打迂回战、包围战，清扫外围、攻其核心。反右运动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青年学生、社会基层开始。当群众发动起来外围扫清了，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党内，由下而上地指向高层。如果说毛泽东的真正战略目标在反右运动中尚算遮遮盖盖、避人耳目的话，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其目的只有一个，怕人“夺权鞭尸”。
反右运动可划分为鸣放、反击、补课、处理四个阶段，尤其要注意“反右补课”这个阶段，大多数党内高层右派是在补课中补出来的。毛泽东十分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常理。他把反右运动最终打击目标定位在不听中央（毛泽东）号令的诸候、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打游击和地下党出身的原白区党内干部、有民主意识的党内知识分子，这些人可统称为党内民主（反对）派。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起中共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于十四日晚间作了临时发言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原来毛早已有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的打算。可是刘少奇不大同意毛的看法，急忙补充道：“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不久，毛泽东便急于借助社会上的反右运动清理门户，消除党内隐患。他提醒亲信：“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在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斗争是对于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同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进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外不说。”毛至此才明确了他对反右运动的真实企图。
毛出巡亲定十大反党集团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其中披露党内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个案以外，其余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中，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内高干中划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四。
在这二百五十二个案例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即“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或“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司局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难怪毛泽东惊呼江山变色。
用离京出巡鼓动地方诸候，是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乐此不疲的方式，直至文革末期寿终正寝。一九五七年底毛访苏归来，旅尘未除，便马不停蹄数度离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间，共密访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在各地挖出一大批“混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已分子。不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一律开除党籍，清除出党。被他在巡游中揪出的十大反党集团有：
以浙江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
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右派反党集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极右分子）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党集团；
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右派反党集团；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党内右派可分六类
按照党内右派的出身、职业和政治理念，可区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出身高干。
浙江省长沙文汉，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主张党政分家，严格执行统战政策，被诬为“资产阶级政权观”、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主持全国监察工作，反对用阶级斗争取代司法监察，反对制造冤假错案；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仗义抵制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明，被毛泽东视为异类。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倡“包产到户”的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中共广西环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都是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王定死后环江人民在他坟头树起一块巨大石碑，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第二类党内右派是遭到打击报复不同意见者。
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是二十年代入党的唯一极右分子，他的右派罪行仅仅是批评第一书记作风专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和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批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独断专行均被柯打为右派，酿成有名的“一霸事件”，“一霸”系指柯庆施；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不投李井泉的票被划为右派；成都团市委宣传部长黄一龙批评李井泉“一言堂”，也划为右派。这种对不同意见打击报复的后果是党内无人敢说真话，造成饿殍遍野的“大跃进”。
第三类党内右派是白区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
南京地下党员二千多人，两次整党处理四百六十六人，开除二百零五人。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汉妻）是中共三大女谍之一，中共进城后一路降职，反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划为极右；江西省中共闽浙赣边区城工部一百二十七名党员因领导人出差错惨遭枪决，其中胡显中学生党小组五名成员连同入党介绍人全打成右派。云南的滇桂黔边区纵队是共产党的公开武装力量，结果有85%被打成右派。因为当地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他们就成了完成右派指标的牺牲品，也为军队转业干部的提升提供了足够的上升空间。
第四类党内右派是地方主义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反地方主义，全国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按照毛泽东指示，广东省反右运动重点是大反地方主义。全省揪出右派三万六千八百零八人，各级干部中有一万二千多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在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疯狂叫嚣：“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谢富治仅在滇东北就揪出散布在昭通、鲁甸等十一个县市原边疆纵队地下党地师级、县团级右派干部二千多人。广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都大抓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右派。
第五类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
他们中有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人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长黄源等人。
第六类是中共的枪杆子右派，部队共揪出三万多名右派。
军中反右以批判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作为主线条。将军级的有代刘伯承受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刘宗宽中将、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郭汝瑰中将、第一支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少将、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毛泽东称萧克上将为“军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总参谋长张爱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响而受批判。
在军队右派中蔡铁根大校长征干部出身，担任过彭德怀秘书，为刘伯承辩护而划为右派，文革中惨遭枪决；全国特等战斗英雄邰喜德少校（蒙族）因批评苏联教官而划右。
朱镕基：党内右派保守的典型
据中共中央监委五卷本清除党内右派汇编和各地地方志披露，反右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揪出的右派反党集团有一百多个，党内右派二十多万人。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实际上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肃党内民主派和反对派，清理门户。划为党内右派的，不论其地位高低、资格多老，从中央到地方，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有的维护地方权益，挑战中央权威；至少是政见不同，他们应当都属于党内民主派。
这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盖子几乎揭不开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中共设定和误导的历史禁区，不让触及纵深；其次强调内外有别，以组织纪律加以制约，使当事人和知情者不敢说出真相。右派改正后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态度颇具代表性。
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追问他一九五八年当右派的事。他闪烁其词地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党内高层右派的态度类似朱镕基，不愿再揭疮疤。而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饰这段内斗历史。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官”。朱镕基的姿态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息事宁人，很少有人会再去揭这历史疮疤。
五十五年前那场反右派运动，系由整肃知识分子和清党两部分组成，以整肃知识分子开始，以清党告终。其直接后果是引发了饿死三千七百余万人的大灾难。以河南省为例，揪出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后，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挖出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右派百分之十五；党内右派干部二万三千余人，亦占全省右派百分之十五。河南省老百姓针对这两个百分之十五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抓得最多，共八千六百九十六人，占全省右派九分之一，饿死人也最多，超过1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