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做党的工具的结局(图)


中国军队在文革初期开批判大会,标语中的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批斗(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2004年85岁的司马璐老人出版中国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这部长达近600页的著作是司马老人毕其一生心血,奉献给世人的一步独特历史巨献,善和恶是人性的两面,虽不如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

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的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原引斯达林共产党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问题在于谁是党?谁是我们?这本身是一个悬乎的表述,口称我们,始于苏共头目的史达林,当时在苏共高层居劣势,在党内居少数地位的史达林精于权术,扛起我们一词,口称代表党,先后击倒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迦米涅夫、布哈林等党内对手,实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现代集权。史达林的发明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厚黑集团那里,成了活学活用的法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惯用“我们”的中共头目,操持这一话语工具愚弄党内外。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的说,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又无可奈何的说道,我愿意做一头驴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却不依不饶,他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又可联想到苏联大清洗的那段历史,史达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予以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史达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

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人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的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的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扮演敌人,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还出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诺维也夫也违心的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时,诺维也夫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史达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的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诺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遇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找到毛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此时此刻连刘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当需要树一个中共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明白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

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而且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刘带头给毛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甚至把毛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凡举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毛发动文革之初,刘公开表示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并非不知道毛的意图,就是冲着他而来,论面厚心黑,刘少奇也算高手,曾策应毛之诡计,恶斗王明、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

毛刘联手,配合默契,无往不利,但厚黑深处终不及毛,轮到毛刘摊牌时,仍为毛所算,重炮落网,竟被毛置于死地,毛泽东先给刘少奇定下罪名,叛徒、内奸、公贼,然后才让江青等人去筹集证据,使之符合罪名,江青等人筹集到抗战期间刘少奇主持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二十多名中共高干,包括薄一波、杨秉承等,因在国统区从事特务工作,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刘少奇指示这些被捕中共高干,让他们出卖一些在他们周围追随中共的进步青年,和反对国民政府的左翼知识份子,以换取释放。

薄一波等人照办,而被他们出卖的进步青年和知识份子则尽遭枪毙,其中有的也是中共特务,只是级别较低,成了换取薄一波等人获得自由的祭品。翻出这段历史旧案,刘少奇被贴上叛徒、内奸、公贼的标签,遭批倒批臭,薄一波等人则被打成61人叛徒集团,投入大牢。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难逃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无法做一个正常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中国著名作家沉重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此一段,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沉重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于人性的执着,共产党无视人性,以党性代替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即时醒悟,断然抽身,回复生活,回返自然,回归人性,扬弃妖魔,供奉人性。

司马先生的一生何其大幸,司马先生写历史,也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了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除了刘少奇,还有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戚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反观中共史书或教科书,没有人性只有党性,而且竭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厚黑能事,左派被说成是右派,爱国被指为叛国,人祸被混淆成天灾,奴役被颠倒为解放,跪下去了被说成是站起来了,破坏中国文化被解释成代表中国文化,制造两岸分裂,被打扮成维护两岸统一,末世被粉饰为盛世,屠夫被涂抹成伟人,中共以谎言书写历史,以致于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

文革后,中共竟需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对照之下,类似司马先生这样的回忆录就弥补珍贵,面对那段被人任意编写和窜改的历史,司马先生的回忆录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纠正,他以其亲身经历记录和见证了那一段凶险离奇的历史,既有参与者的投入,也又旁观者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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