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报连续推出关于退休年龄的报道，读者反响强烈。
其中，最牵动人们神经的就是“延迟”二字。
一定得延迟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子？如果真的必须延迟，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延迟退休 专家认为这是必然趋势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敏感话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已多次放出退休年龄延迟口风，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国民讨论。
赞成者与反对者皆有，但反对的永远占绝大多数。
反对声如此强烈，为何还要讨论？
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中发现，不管民众怎么反对，受访专家以及政府官员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当然，这个“必然”背后，也有两个不同的理由。
理由1 养老金支付压力论
讨论最初是由国家养老金面临巨大缺口，出现支付压力引起的。代表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他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导致退休人口比重加大，威胁到养老金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
他甚至称，由于退休人数增多，长期来看，目前的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一切参数假定都不变，我们的制度将在若干年后陷入财务风险，影响退休人老年生活。”
作为学者，他必须指出问题并呼吁改善。怎么改善？延迟退休年龄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郑秉文解释，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中国的统账结合因为个人账户基本都是空账，可以看做现收现付），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
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替代率越低，养老金支付压力越小。郑秉文说，目前养老金制度中的替代率已经比制度设计时低了许多，不能再降低，政府正在想法提高。
上调缴费率是一个办法，国外一些国家曾用此办法解决养老难题，但这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职工的缴费率为8％，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缴费率；单位的缴费率是20％，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名列前茅，这两个提高都不容易。
“剩下的只有退休年龄了。”他说，“经过比较后发现，在中国人预期寿命增加后，只有这个参数是有调整空间的。”
理由2 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论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看来，钱，并不是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缺钱可以通过国企红利来弥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才是根源所在。我国退休制度制定时人均寿命40多岁，考虑到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寿命会延长，当时政策制定者很有信心地把退休年龄定到50岁和60岁。
而现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2岁。
“中国未富先老，新世纪以来，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他说，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樊明说，这意味着国家要花更多的钱来养老年人。而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又加重了中国的养老负担。因为退休年龄低，退休人口的比重就大，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就越多。
如果不及时延迟退休年龄，降低退休者和没有退休者之间的比例，中国的养老将面临日益严重的问题，会出现一个工作者养活一个或多个退休者的现象，社会竞争力减弱。
而延迟退休可以使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继续工作，减少资源浪费，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河南省人社厅社保处一负责人也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社会上关于“退休年龄延迟是因为养老金面临缺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真正原因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的退休年龄不能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人均寿命基础上了。
“有人说，我国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亏空严重。”他说，“这是次要的，只要国家在，个人账户上的钱都能支付得起。”
两难选择 不延迟有压力，延迟老百姓不同意
老龄化、就业压力、养老金缺口，在众多中国经济关键词困扰下，延迟退休年龄时隐时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郑功成也公开表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才导致延迟退休年龄成了一个必然趋势，“人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养老年限要进行合理的调整。”
反之，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不延长，无论国家养老金处于什么状况，他都不赞成延迟退休年龄。
这和樊明的出发点一致，可民众怎么还不理解呢？
樊明说，这与中国养老的双轨制有关。河南商报受访对象中，市民阶层对现行制度的确表现出强烈不满。
郑秉文称，这是国家养老金制度碎片化的结果，国家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他将这里面的争论归结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包括知识分子）的争论。反对延迟的多是“私人部门”如工厂员工，赞成延迟的多是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待遇好，工作出力少。
“事业单位、公务员待遇本来就好，如果又要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在制定一个利己政策。”郑秉文说，“可事业单位、党政部门不改革或者改革在后，延迟‘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外界同样会反对。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
因此，在不统一、碎片化养老制度下，国家无论怎么做，采取什么延迟退休策略，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让外界心存疑虑的还有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该退休的不退休，挤占了年轻人的岗位。”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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