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看谁卖国？

中共新推洗脑片《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正在中央一套“热播”。九十余年，中共的所作所为，民众历历在目，再想像毛时代那种捂着盖子大忽悠几乎不可能。还大谈什么“理想”、“信仰”，就不怕“先烈们”半夜敲门，把魂摄了去？

有理由相信，当年很多热血青年加入共产党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走错了路，没有看清那注定是死胡同，不应该步苏俄的后尘。更不应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用暴力对较为温和的国民政府和合法财产的拥有者及其后人。

自从毛主宰中共之后，中共彻头彻尾沦为封建专制。毛从未读过马列书籍，只是知道其中几个名词而已。毛得天下后更是变本加厉破坏生产力，迫害知识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语言）”，把国家彻底搞乱。后毛时代，更是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党官们蜕变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确切点是奉行权贵资本主义路线。

我们假定剧中情节为历史事实，中国驻法公使陈菉廉洁奉公，节衣缩食资助留法学生。剧情给他定的罪名是：“陈菉对共产主义思潮与学生运动深恶痛绝，利用法国警方力量不遗余力加以扑灭，直至大量遣返进步学生”。这在现在看来是有超凡先知先觉，如今苏维埃的共产祸水在全球遭到抵制和唾弃，100%正确！

稍带提一下，北洋政府历届大总统，除袁世凯外，口碑均不错，远比中共“元首”好。尤其是该剧故事所在年代正是徐世昌执政期间，为人正直，忧国忧民，致力于国家振兴，南北和解。才有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一壮举。怎奈时值外有共产祸患，内有军阀干政，力不从心。

该剧给北洋政府定的罪名是：“北洋政府又准备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密约’”。

为此，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串联法国的华人华侨组成“拒款委员会”。并召开大会，会上，赵世炎，周恩来“慷慨”发言：“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已昭然若揭，这次借款是出卖国家利益的阴谋，是一群无耻官员密谋分赃的密约，此次借款的总额是三亿法郎，其中的两千五百万，成为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回扣。政府仅仅拿到七千五百万，剩下的两亿法郎，存储在一间即将倒闭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依据协议，三年内，银行如再有亏损，中国政府包赔。中方提供烟酒印花税做担保，出让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立刻终止所有谈判！”。

这里笔者有诸多疑问，既然是密约，怎么还没签订，就泄了密？而且被远在法国的学运头头获悉。贪污、受贿和拿回扣是三个不同概念，贪污是指直接把公款据为己有。受贿是牺牲公众利益换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回扣产生于采购或差旅费报销。中共党官们所有“公差”，包括嫖娼都是实报实销。比如，嫖娼800，开票2000，800是“为人民服务”，1200是回扣，落入党官腰包。

恕笔者孤陋寡闻，这借款如何拿回扣？借据上写三亿，法国政府支出三亿两千五百万，多出部份法国官员自掏腰包？否则，那应该就是法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送礼，是法方卖国啊。退一步，拿回扣，收授双方都会十分默契，即使公检法也不易查出，何况涉及到外国。这协议还没签，回扣还没拿呢，就被几个学运头头得知了。用陈菉的话说就是：无端猜忌。

中法实业银行不是私人银行，是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合办的国家银行。亏损是一战造成的，与其让其倒闭，不如注资起死回生。况且这笔借款不是一年半载就花完，令其吸纳存款，令钱生钱，服务社会何乐而不为？

至于“中方提供烟酒印花税做担保”，也没什么大惊小怪，提供担保与否全凭双方商定。民国成立不到十年，“主权信用评级”为零。贷方要求提供担保并非过份，既不违反国内法，也不违背国际惯例，与卖国不贴边。

请外商修铁路就是卖国，这是哪家的逻辑？既然中共认为是卖国，为什么还请德国西门子修筑上海磁悬浮铁路？黄俄的上述指控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还要“终止所有谈判”，可见中共还未得天下就已十分霸道！

为此，宗旭之中途进场，予以反驳：“受欺负是因为穷，因为内乱，借款本身没错，如果借来的钱可以使中国得到发展，可以使国家得到统一，为什么要拒绝？错的是苛刻条件，删除所有苛刻条约，重新谈判，所有借款全部用于事业和教育，回拨部份款项资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热烈欢迎。

这本来是好的修正案，但周恩来等人，并不高兴更不支持，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现政权。只是不便出口，但又一时拿不出理据，向政府发难的阴谋被打乱。邓希贤也附和道：“说得好听，恐怕实现不了，一旦不反对这个借款，那就是给卖国贼开了道口子，以后怎么控制吗？”。“实现不了”再抗议啊，实在不行，不还有枪杆子吗？由于黄俄的搅扰，借款一事最终胎死腹中，“卖国”指控自然不成立。

那时中国国力衰弱，只能一部份人公费留学，一部份是自费，这是出国之前就约定好的。学生受亲俄赤色分子煽动，冲击里昂大学是没有道理的。“大国崛起”的中共即使今天能保证所有学生公费留学吗？

冲击里昂大学，很多学生被捕，公使陈菉等积极营救受牵连的学生。带食品去宿舍看望他们，并告诫他们不要被歪理邪说蛊惑并无不妥。他说：我是一个外交官，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不能和你们一样去闹。尽管编导在编故事，却实在是绞尽脑汁也编不出陈公使贪腐或渎职的情节。

两次聚众闹事后，法国方面驱逐带头者，停止对滞留学生资助。这不足为奇，因为世界新秩序是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建立，之前的美英法等都是殖民主义者。怎么可能指望“西方列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容忍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潮在法国泛滥？即使21世纪的今天也不行，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的故乡，共产党臭如狗屎，连个议席都争取不到。

中共洋祖宗列宁的故乡将“十月革命”定性为政变，把共产党赶下台。东欧剧变，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只剩下四个可怜兮兮的难兄难弟。越南向“美帝国主义”靠拢；北韩父死子继；古巴兄终弟及；中共集体世袭，均系挂共产之马（克思）头，卖封建之狗肉。

这是对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好注解，该剧还拿它煽情，令张申府出场对赵、蔡、周深情地宣布：“双喜临门啊，拒款胜利，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上海正式成立！”。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北洋政府最受诟病的“卖国行径”是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中共将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意欲称帝，为求得日本的支持，藉助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但亦有人根据当年的档案及当事人的日记，指出袁世凯是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力争至最后一刻方才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部份条款。至于日本以支持袁称帝作为报酬，亦缺乏证据支持（中共更拿不出来）。

《二十一条》签订的背景是1915年，那时辛亥革命成功不足五年。从满清那里接过的烂摊子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义和拳导致的八国联军打到满清紫禁城刚刚十五年光景。

中华民国积弱成疾，背负《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两白银（约三亿日元）和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无论对政府和民间都是沉重负担，袁世凯惧怕开战是有理由的。不签，青岛等已经在日本人手中，签了可以避免战事扩大。也就是说《二十一条》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城下之盟，不存在私利交换。

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也是事出有因。此前借款协议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藉口。首先，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日本没有宣称解放全中国，更没有承诺“解放全人类”，完全是新殖民主义者驱逐老殖民主义者的黑吃黑。也就是说中国有战胜国讨价还价的权利，却没有与同为战胜国的日本争取公平正义的能力。否则，何不率先自己驱逐比日本更弱的德国？

当时北洋政府及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并无太大实权。背后有北洋各派系军阀操纵，与日本签订关于出让山东权益的密约有各方利益的掺杂。中国虽然以“战胜国”出现在巴黎和会，但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提供后勤，弱国嘛。和会上中方提出过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怎奈日本拿出此前与段祺瑞（前任总统）签订的出让山东权益的借款协定，原本支持中方的美国也不好说话了。所以和约上同意加上山东权益由德国易手日本之条款，这对北洋政府非常棘手，签了吧窝囊，不签吧失信。

此事被中共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利用，发起五•四学潮，向北洋政府发难。北洋政府还是比较克制，没有像中共六•四那样动用正规军。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仅仅是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头驱散示威者（见中共早年的中小学历史课本），倒是黄俄们群殴外交官，制造了火烧赵家楼事件。事后，北洋政府仅仅逮捕几个带头闹事的而已。徐世昌罢免的罢免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相关官员。《凡尔赛和约》上中方并无签字，即“卖国”也不成立。

北洋时期还有个所谓“三．一八惨案”，是发生在1926年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的一个事件。当时是民国最乱的时期，军阀混战。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废黜国民政府。冯军只有不足四万兵力，北临张作霖违诺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已经无军又无势的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临时执政”。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军舰掩护下进攻大沽口，遭到直系军阀的反击吃亏。日本以违反《辛丑条约》为藉口，纠集其余列强向“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下“最后通牒”，试图扩大《辛丑条约》。

“临时执政”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之时，中共李大钊、陈乔年，亲苏派徐谦等煽动学生等，手持短枪、炸弹、棍棒冲击国务院。抢夺卫兵枪支，混乱中有人开枪，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流弹击中身亡。

死了两人，而且双方都动用了武器，被鲁迅渲染成“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隔63年的八九六．四，面对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邓希贤悍然下令野战部队开着坦克车，架起机关枪，横冲直撞，疯狂扫射，血流成河。鲁迅若能活到那天，不知如何评论？

三．一八事件当天，尽管段祺瑞并不在场，更没有下令开枪。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相比之下，六．四，罪魁祸首邓小平、李鹏等人至死没有丝毫忏悔之意。

同样是学生运动，六．四和五．四时期区别在哪里？六．四是学生自发的反腐败请愿，而五．四前后的则是苏俄和中共操纵的。无论国民政府怎样做，都是要被推翻的。苏俄和中共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搞好，而是要夺取政权，为本党谋取不当利益。因此它们要编造故事，制造各种狼吃羊的藉口。

综上所述，北洋政府的卖国是基于山东半岛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是无外交的弱国。而中共是以“解放全人类”的“强国”卖国，是主动放弃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侵华战争赔款。并向强盗们作揖，千恩万谢，感谢皇军帮他们打天下！以至于民间索赔道路漫漫，荆棘丛生。是法理上承认满清时期被沙俄侵占的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以谋求俄国的保护国地位，是地道的卖国集团！这是该剧评论的主题，以下介绍一些“花絮”：

“留法学生的学费被华法教育会负责人褚民谊等合伙贪污之事”，中国驻法公使并不知情，案发后已将其革职。更何况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与“大国崛起”的中共大规模贪腐相比更是九牛一毛。这是羞辱北洋政府还是羞辱中共党官？

剧中有一个情节，法国老工人巴斯卡勒突发疾病、猝死在工厂门口。因为差一天工期，工厂拒发退休金给其家人，邓希贤（邓小平）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残酷。90多年后的毛润之邓希贤等创立的中共国不是还不如当时的法国，工人被无理由“下岗”，拿不到养老金的有多少，这不是百步笑五十步？

邓希贤（邓小平）、李火镰做钟点工打扫卫生。他们恰好去的是褚民谊法国情妇住所，正好撞见褚民谊。戏子们很不明智，不懂当着矬人不说短话。主子们强奸民女，霸占身边的女“工作人员”，包二奶三奶，褚民谊不是小巫见大巫？

1921年6月，北洋政府特使朱启钤、财政部次长吴鼎昌前往巴黎，与法国政府密商卖国借款一事。周恩来、邓希贤（邓小平）等收买法国接线员窃听公使馆电话，并被扩音出来。看来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窃听中南海高层电话，基因概源于此！

当初在上海，法国逃兵皮埃尔骗了邓希贤等人的钱。在法国，皮埃尔又成为“资本家的走狗”继续欺负邓希贤等。后来为欺骗法国警方，又重新勾结起来。不难看出，中共出笼前后一直是只有利益，没有原则。

宗玉佩找到赵世炎、周恩来，想要追随乔年前往莫斯科，陈乔年不同意。陷入疯狂的林朗决定将宗玉佩身边的亲人一个个杀死，玉佩无奈，被逼自杀。闻此噩耗，陈乔年悲痛欲绝。陈延年开导他要从个人感情中走出来，以革命大业为重。这段故事编得自相矛盾，前者陈乔年为了“革命”，拒绝爱情。后者为了爱情，不顾“革命大业”。

剧中指“宗旭之不怀好意直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阴谋”，没错啊。北伐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后方中共斗将士们的家属（所谓土豪劣绅），并妄图乱中夺权。

邓希贤资助皮埃尔的母亲，以德报怨。把工作让给两天没吃饭的其他学生。帮助患精神病的耿照泉，视他为自己亲兄弟等等。那简直就是当代雷锋时空穿越啊！这些细节看似不经意，其实为统治者脸上贴金。可以预想，假如张国涛或顾顺章等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那么剧中小主人翁就不是邓希贤了。

剧中原型人物及其下场：

张申府晚年有所醒悟，1948年秋天，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公开承认国民政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被民盟开除。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彻底对中共失去信心，声言：“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党’字就是‘尚黑’”。

周恩来原为毛贼东上司，共匪溃逃至遵义，周等人发起内讧，将在苏俄养病的王明罢黜而拥立毛。尽管周此后对毛毕恭毕敬，甘效犬马之劳，仍不时被毛敲打。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毛贼东、刘少奇等对周横加指责，翻宁都会议老账。大跃进被毛指为“离右派只差50米”。文革为毛的主要帮凶之一，病重期间毛命人不给药，还批林批孔批周公。并以“伍豪启示”相要挟，令其早死。逼得周“为保晚节”不得不低三下四求助于毛秘书张玉凤。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某时期实际最高领导人，多次工运的策动者。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每次会议，王明几乎都要将李立三叫起来进行批判。反反覆覆，没完没了，时间长达7年之久。正值苏联大肃反，王明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丢失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泄漏了国家机密。1939年7月，李立三遭逮捕并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这15年他实际是处于流放状态。

此后李立三一直被边缘化，“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1966年底，李立三被通知参加对陶铸的批斗大会。他听着一派胡言的批判内容，看到神情恍惚、任人摆布的陶铸，仿佛回到了1938年“大肃反”年代的苏联。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黑帮的基因相同嘛。官方内部消息，李立三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但安眠药的来源不明，验尸报告上死者身高同李立三不符，其死亡过程始终是悬案。见证了苏共中共自始至终都是黑帮组织。

邓小平为毛帮凶中运气最佳者，尽管“三起三落”，但最终媳妇熬成婆，成为中共第二代掌门人。为一己之私，与毛残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惜下令镇压学运。为中国大规模腐败开绿灯，使贪官遍地腐败成风，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王若飞，1928年，王赴莫斯科出席六大，在会上，王为陈独秀作了辩解，并提名其依旧出任中央委员，遭到其他代表的抨击，险些被开除出党。1931年回国，负责在西北为共产党开展活动。同年在包头被捕入狱，1937年国共合作之后方在太原被释放。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假如不死，很难说比刘少奇林彪高岗下场好。

赵世炎，1927年7月2日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志安坊109号住所被捕。7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被处决。此后一直到本片上映前，不要说寻常百姓，就是中共普通党员有几个知道这位当年叱诧风云，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领袖？真应了他的名字，世态炎凉。

蔡和森，1921年下半年因组织勤工俭学学生闹学潮，被法国政府拘捕，旋即并被武装驱逐出境。1931年被顾顺章供出，被港英警方逮捕，后从香港引渡回广州。最终在1931年8月遭铁钉钉死在监狱的墙壁上，年仅36岁。

向警予，1928年春，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1928年5月1日在武汉余记里空坪刑场被处决，年仅33岁。

陈延年，陈独秀长子。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被捕，陈延年拒绝招降，于7月4日被乱刀砍杀。“延年”之事化为泡影。

陈乔年，陈独秀长子。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等人被逮捕入狱。6月6日，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在上海龙华枫林桥边被处决。

蒋公啊，蒋公，1927年剿匪大有斩获。如能持续下去，我中华大地何至于荼毒八十余载！

当年那些为“追求真理的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却是尚存者的后代成了比北洋时代，比民国时代的资本家更贪婪，更残暴的吸血鬼成群结队。广大民众沦为比“垂死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更加无产者。赵世炎、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等那些“先烈们”汇聚在马克思麾下，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