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解救了夹边沟的幸存者却救不了自己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城东北约30公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安置右派进行劳改的场所。

据曾在此地劳改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送来了大约3500名右派,1958年11月发冬季衣服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自杀了,夹边沟农场总的活下来的不足600人。”

这一段话发表在《凤凰周刊》总第351期的《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一文中。

先介绍司继才其人,司继才,1928年出生于山东,1943年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入党,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宣传科长,1957年任兰州西北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整风时曾任整风办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幸亏当年他的一个下属薛占云在农场任管教人员,对他比较照顾,所以能幸存下来,他曾在农场搞过宣传,还能抽空记点日记,把所知的记下来,记下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另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在列车上》也有有关司继才的记载。

因为司继才当过领导干部,农场领导就让他当劳改队的队长,虽然当了队长,但他不伤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向农场管教人员据理力争,所以难友们对他比较信任,有问题愿意向他反映。

这时,夹边沟总部约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转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原来计划在明水开辟一个新农场。一千多名右派在这里辛苦劳动了半个多月,但后来可能是因为各种条件没有成熟,所以开辟新农场的计划撤销了。来到这里的右派因长期饥饿,农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农场领导不得已,停止右派劳动。右派们每天吃完食堂供应的用树叶和菜叶煮成的糊糊之后,只能在零下10几度的严寒中蜷缩在地窝子里。还有点力气的人到外面挖点野菜,捋点草籽,有的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充饥,但大多数人连捋草籽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庆向队长司继才反映说:大家都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是从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分子魏长海等三个人面色红润,行动敏捷。李还看见魏长海等人煮过什么东西吃,他们看见李走来,很快就藏起来了。李天庆感到这几个人形迹可疑,所以请司继才队长调查一下,司继才答应了。

几天后,司继才找到李天庆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里看什么?司继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尸体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里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吃的吧?司继才问。我说,不像狗吃的,狗吃的伤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继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继才后退两步。司继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这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继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把旁边的沙子盖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死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前几天向司继才反映情况,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但根本没想出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司继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的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至今30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来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被打成右派,但他在劳改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右派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因此,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改。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上的肉还没有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也正因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后来,司继才分头找魏长海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都承认了,魏长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大家知道他们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来煮着吃,都表示义愤填膺,痛骂他们道德丧尽。但等到讨论应该怎样处理时,有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有人说应该判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魏长海犯了什么罪?他杀人了吗?他抢劫了吗?一个姓章的历史学教授引经据典说:“古人云仓廪足而后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之……”。

农场管教人员赵队长知道这件事,就带几个人来把魏长海五花大绑紧紧的捆起来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李天庆知道如果紧捆时间一长,血脉不通,就会出人命。他感到自己是首先告发的,心里不安,于是在地窝子喊了两遍,求大家去向赵队长求情,把魏长海松绑,放出来,但没人应声。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翻眼皮没有动。李天庆明白了: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他们已经看惯了同一个地窝的伙伴一个一个的倒毙,一个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明水。人们的同情心丧失殆尽了,他们没心管别人的事了。于是李天庆找到司继才,和他一起去求马队长,把魏长海松了绑,放了出来。

过了不久钱瑛来到这里。

司继才在他的《我的夹边沟记忆》中是这样写的:我们能够从夹边沟活着回来,多亏了当时的钱瑛。

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许多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我们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种偶然。夹边沟农场和其它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对外一直是绝对保密的。钱瑛当时到甘肃张掖地区视察,检查灾情,准备到高台县去。那些日子她一个村一个村地查,发现有些村里人都死完了。现在才知道三年灾害时,甘肃饿死了140多万人。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司机开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还有一个张掖地区的干部,一共是4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管教人员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当钱瑛他们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就大声喊:“不能下去!”我(司继才自称)和(另一个右派)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来,因为我们的洞穴直接对着钱瑛他们。这时只见(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老太太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将刘振玉抽了起来。

钱瑛的警卫员一下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

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是谁?”后来才知道这是官锦文。

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个车皮。(实际明水这里根本没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钱瑛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接着她跟着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查看,发现刘振玉的房间里有28条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注:这些都应是农场的管教人员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上扒下来的)。

但是,钱瑛走后明水和夹边沟又进行审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将犯人放了出来。

司继才在文章中最后说:“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

“现在来看历史,《论联合政府》看起来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主要为了夺取政权。可是,夺取政权后,权力过于集中和照搬苏联那一套,却最终酿成了这一场人间悲剧。”

(二)

“不怕鬼!”是钱瑛的常用口头禅。身为中央监委副书让的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不计个人得失,不顺风转舵,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各种案件,凡是确实处理错了的就要平反。

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3700多万人。在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毛泽东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后,就离开北京,外出巡视去了。他把这一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来收拾。刘少奇他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半年多以后情况稍有好转。1962年秋天,在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还大力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在这种形势下,钱瑛和中央监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国情况,认为无理闹翻案的人确实是有的,但只是少数,主要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

安徽省,在大跃进期间,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强迫命令,大刮“五风”,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几百万人。当时,省委书记李世农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因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对于这样的 “铁案”,钱瑛和中共监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给予平反,他们还平反了许多右派冤案,但是他们的这些正义行为却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大罪。“四人帮”一伙以钱瑛和中央监委违反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风为借口,撤消了经中央委员会庄严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委,对中央监委的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加以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也被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以上据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王从吾、袁任远、郭述申、帅孟奇撰写的《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

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对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说学生运动是伟大的、正义的,并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

钱瑛则是第二条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她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在她的领导下,蒋管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了多次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一二·一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汹涌澎湃,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数以几十万、几百万人计;参加的阶层越来越广泛,学生、工人、市民、商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卷进来了。这些运动充分揭露了反动派官商勾结,搜括民财,贪污腐败等等罪行,使反动派陷于最大的孤立,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因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钱瑛起到卓越的领导作用,反动派对她恨之入骨,多次派特务追杀她,出重金购买她的人头,都没有得逞。但解放后在文革中,她却被污蔑为“叛徒”、“特务”,被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解放前,敌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解放后“自己人”却做到了。钱瑛曾平反了大批冤案,1960年,钱瑛曾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他们活下来了,但文革中钱瑛自己受到迫害,却没有人能够解救她。

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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