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著名教育家、思想启蒙家、中国名博信力建在其《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否定它的不仅有历史和实践，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泪。
信力建回忆，1968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徙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命。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当狂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席卷到广大农村、边疆以后，困厄知识青年的不仅是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还有女知青被凌辱、猥亵、奸污、强奸的，其性质是恶劣、骇人听闻的。仅就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还高。
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的。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把女知青骗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将女知青蔡某强奸，蔡右眼被齐犯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烂到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处理，党支部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看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但胃膜烧坏，精神失常。遗书写的摧人泪下，书中说：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遗书最后绝望地写道：“现在公社这样处理问题，证明了齐殿发说的话，是他们的天下，没人给我们办事，这是他们逼的。”
许多受害的女知青都与蔡某一样，她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的则是由亲族关系、地域关系、权利关系盘根错节编织在一起的邪恶势力。不甘心忍辱含垢地苟活曝光当年女知青在农村被强奸、奸污、蹂躏的吉林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一名女知青被强奸后服安眠药自杀，在遗书中写道：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正确，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这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我斗不了，希望你们知识青年赶快离开，我惹不了他们，只好走这条路。……
不管这些自杀者的动机是什么，单凭正值豆寇年华而自寻短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轰动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和上级领导的重视。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肇事者当然难逍遥法外，但女知青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是无法弥补的。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党委副书记、团长张贵寿，1970年3月到兵团后，短短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1人，调戏猥亵女知青37人。连生病的女知青都不放过。团参谋长姜玉科，1970年调到该团，短短的8个月内，就强奸女知青5人，调戏猥亵14人。年龄最小的才十六岁。姜为人无耻透顶，知青敢怒不敢言，背后骂他“疯狗”“活像刘文彩”。这个衣冠禽兽，先后奸污岳母、嫂子、妹妹、女护士、病人家属，对亲生的女儿也不放过。“上梁不正下梁歪”，内蒙兵团的一些单位之所以发生令人发指的罪行，与该团主要领骇人听闻的催残强奸女知青紧密相关，兵团司令员何凤山及5个师级干部竟无一清白，均有调戏或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某师师长，不仅奸污了2名女知青，还奸污了1名女知青的母亲。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姜利江调戏女知青7名。特别严重的是，他在带队参加了全省“甘南事件”现场会后，仍怙恶不悛继续为虐。某师十六团长黄硯田，参谋长李耀东，都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到兵团后仗侍“老本”为所欲为，奸污、猥亵女知青多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落入李的魔手。
所谓“受迫害”实际是官方的定义，举凡下乡知青人身受到严重伤害，如受到殴打、批斗，女知青受到猥亵、奸污，乃至酿成的命案等等，都包括在内。当年却有少数品质低下的农村（包括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地痞流氓，乘人之危，对没有反抗能力的知识青年任意欺辱、摧残、拍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法制受到了空前践踏，为这种现象的滋蔓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到1970年代初，知识青年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然而，最近看了几段电视连续剧《知青》，却完全看不到上述罪恶，知青，居然几乎都是浪漫、激情的化身，完全没有当年的苦难以及对青春的摧残。
这，其实是回首往事者最常见的陷阱，再不幸的经历，如果你终于挺过来了，时过境迁，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还混得不错，那苦涩也就酿出了几许甜味，它甚至比没有苦难的日子更让你感到深沉和美好。……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近年来，会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都还“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用近十年的时间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到农村去是被迫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几乎都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
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重演。然而现在不少人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回城时的你争我抢也并非后来才有，就在起初，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便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哪里是什么青春梦想，而是青春梦魇。
然而，“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其中“知青文学”居功至伟。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比如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之外，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而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
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付出很大的甚至是惨痛的代价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被迫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么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与“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
“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同时也背叛、亵渎了自己。
实际上，这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