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共最高层释放了一些政改信息，如《人民日报》称保障权利与制约权力是未来政改方向。有观察家据此认为“中共中央对政改取得默契”；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此为“五不搞”翻版而成的“两不搞”，即不会有网传的开放党禁之搞法，不会有县级行政首长直选之搞法。
由于政改会涉及多维度深层次的利益关系，习近平不太可能过早表态，李克强也会遵守程序而不发言。相反，被国内观察家认为代表习近平观点的《学习时报》文章说“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十年内不会有实效”，这意味着习李任期内不会触及这个关乎政改成败的核心问题。
胡锦涛心态是刻意求稳
有趣的是，早些时候人们以为国内官媒炒作的激情政改即批评“击鼓传花”式拖延是受到了胡的暗示，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习对胡无政改动作的不满之表达。事实上，除了习不想在任期内解决官员财产公开难题之外，胡也不想在短暂的余下任期内有动作。不管胡是否留任军委主席，铁定的是要把难题放给习李。今年六一儿童节，胡专门到北京一些小学参加活动，与儿童们玩了“击鼓传花”游戏。对此，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不要过多联想。总书记在儿童节与孩子们做‘击鼓传花’游戏不止一次，○九年与一一年都做过。”
另据接近高层的人士讲：此中颇有寓意，一是反对激进政改方面对胡“击鼓传花”政治做派的批评；二是表明自己会按程序交出权力，但要因特殊情况而被“鼓点”点上，也会继续掌控军权；三是给习李施加压力，告诉后者“最高权力到你们手里，该干的事情必须干”。此三种解说十分有道理，也映衬出胡现在求稳的主流心态。继前一段厉言整肃军队之后，胡又发动反腐的宣传攻势，不但在十八大前拿出刘志军的案子（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且还将反腐压力伸向基层，由贺国强宣布着力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批评胡锦涛对政改持“击鼓传花”态度的言论最早不是起于党内高层，而是经济学家吴敬链在前年十月份所讲。就当时情况看，吴不是在直接批胡，而是指责维稳体制“下定决心拖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的吴颇为国人熟知。在另一端，左派人士也颇有政改诉求，尤其对官员财产公布比右派要求更强烈，如退休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与北大法学教授巩献田在○八年“两会”期间就此提案。可惜，奥运会将到，李巩二人的提案“被维稳”。此外，李巩二人的政治思路对薄熙来影响很大，也是薄“再文革”的资源之一。
李克强专注于经济问题
作为双接班模式的两大人选之一，李克强到目前为止还没对政治改革有任何表态。今年二月下旬，《求是》半月刊第四期发表的李克强署名文章，只是讲到了“坚定不移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彼说价格、财税、金融、投资四大问题，而无一句有继承温家宝政改思路的表示。在政治化的经济政策设计与操作上，李克强最关心的是保障房建设，他试图以打好民生牌争取未来任期里的民众认同。
法学权威江平老先生所预测的习李政改，依据于二人所受的教育而致“思想趋向进步”，以及薄事件之处理清除了重庆模式的干扰。这种说法大体出于良好的愿望，因为习最近讲话明确告诫那些有激进改革愿望的官员“不要超越实际，不要提不切实际的口号”。这个表态说明习与胡一样怕乱，只希望权力平稳交接，而不是在交接前大搞政治改革。
消息人士指出：李克强寄希望于新的经济整顿来约束各个利益集团，他已经拿骄横国企与垄断金融开刀，“但这表明不了他要政改”。审计署于六月初公布的迟到了一年多的《二○一○年央企审计报告》，有十五家被点名。虽有七十八名负责人被处理，但最高只涉及到司局级且只有三人。“开刀”的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有关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是在被点名企业进行“有效整改”后才做出的。涉及到以工行违规为代表的国有银行问题，没有处分任何具体人员，只是农行副行长杨琨因参与境外豪赌而意外落网。
外媒怀疑中共政改诚意
中共声称的政改受到了国际社会关注，来实地考察的有之，写书撰文的有之，共同的特点是：没有人再兴致勃勃地吹捧“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更多的是担忧中国政治效率到了极限引发的经济崩溃，会对国外利益攸关方造成巨大冲击。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保障权利与制约权力的政改方向，因其明言“绝不照搬西方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薄智跃研究员表示：中共内部并没有形成政治改革共识，“维稳仍是中共政权的主要课题”。
原来比较热衷于鼓吹“中国模式”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现在已经大转其词，在今年三月份写的一篇书评中认可了《国家为何失败：强大、繁荣与贫困的根源》作者阿杰姆奥（麻省理工）与鲁宾逊（哈佛）的判断。两位作者说：“如今有许多人指望中国实现自由化、民主化，向法治经济过渡。同样有可能的情况是，面对丧失政治控制权威胁，中共政府可能宁可让经济陷入停滞。”
中国经济停滞乃至崩溃的预期已经明显，执教香港的郎咸平教授认为崩溃会发生在二○一五年。国内一些民间学者或判断为二○一四年秋季，或判断为二○一三年内。总之，“经济崩溃”已成新的“北京共识”。现在无人关注沃尔夫如何判断，但就在二○一○年十一月份，他还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增长可期”。
网络控制尺度再度收紧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文化体制改革决定后，全面收紧了舆论尺度，网络言论面临着更加严厉的审查。到十八大临近之际，特别是“八九‧六四”纪念日之前，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网办主任王晨再度公开讲话，要求网络纳入新闻工作的“走转改”模式，“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互联网新闻宣传队伍”云云。
另一方面，中共正在加快制定与国际互联网开放相反的控制政策，并力图通过联合国批准而成为国际规则。这是因为中共担心国内网络舆论最终诱发中国版的“阿拉伯之春”。但此举遭到美国方面的指责，希拉莉说“有人想以安全之名抹杀互联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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