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吴智恩编译】 本文译自Gerard Lemos 于6月13日（周三）发表在英国《展望》杂志的文章。Gerard Lemos是“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Why Chinese people fear the future”的作者，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文章译文：
1980年代的中国，似乎人人都是赢家。在邓小平的改革下，农村分田到户，允许农民种植和销售更多食物来创收；经济特区的工厂创造了几百万的就业机会；国家对外国投资和企业开放。同时，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铁饭碗职位带来的生活，养老金，基本的卫生保健和免费教育（虽然从来没有对所有人开放）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完好。
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重建共产党的改革热情，给以前没有受到经济改革影响的国有企业带来了重组。亏损的工厂关闭，工作单位合并为现代企业一样的东西，但党仍然拥有至少70％的股份。 “铁饭碗”被一股脑砸碎 ，数以百万人失业，他们的旧社区被拆毁，生活方式被抛弃。如果他们幸运，他们能得到建得很差的楼房内很小的公寓作为补偿;那些不那么幸运的，被骗走自己微薄的权利，变得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或福利，繁荣的前景变得暗淡。
在城市和相似的农村，冲突和抗议定期毫无预警的不断发生，通常因为土地突然被强占而且没有足够补偿，或者因为腐败的地方共产党官员管理不善。低级官员通常首先掩盖投诉，不成功就惩罚投诉者，使的动荡加剧。错误从未得到纠正。
在2006年，我成为重庆这个大型工业城市一所大学的访问社会科学教授。当这个城市被集中控制，北京鼓励重庆采取一种实验方式来征询公众意见。作为测量的一部分，我被一名民政部官员召集， 这位官员因治安问题而沮丧，想找到一个能帮助地方官员了解该地区动荡的公众谘询方法。共产党的控制，让民调和媒体报道在中国变得不可靠，所以我不得不思考一个不同的方法。
许愿树，在任何佛教或道教寺庙都可以找到，树枝上绑满了纸条或纸板，祈求考试成功或家人健康，希望风将他们的祈愿吹入天堂。去找许愿树这一古老仪式是最可靠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显得犹豫的批准了，我在重庆的几个居民区竖立了许愿树，远离城市中心和商场，在破旧的工厂和居民区，那里的农民他们的土地被没收。 “树叶”是明信片，人们被要求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然后把它们黏在树枝上。你是谁？什么事件改变了你的生活？您最担心的是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卡片上问道。在有官员和外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有一千多人填写了卡片。
当参与者聚集在许愿树周围时，一名老年妇女选择放弃许愿树直接向市政官员口头表达她的不满。她微薄的退休金没有发给她。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那个官员只是用僵硬的笑容回瞪着她。官员们和围观者试图干预。她推掉他们，挥拳打他们，并开始大声哭泣。她摸着肚子上的肿块，她认为是癌症，在没有任何免费或补贴医疗保健的情况下，她别无选择，只能指望她的孩子。她的故事并不少见，我有一些中国朋友，因为有一位亲属得了重病，整个大家庭都因此陷入财政困境。
一张挂在树上的卡片写道：“我是一名轮胎厂下岗工人。当工厂破产时，我的工龄和年纪距离退休只有一年。我工作了29年......当他们关闭了工厂而我的女儿还在读大学，请问我能做些什么？......我在一个有毒有害的岗位上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我甚至连健康保险都没有。我的愿望是去见领导人，得到一些生活津贴，以后退休时，能有健康保险。”
没有工作，技能或存款，在晚年只能依靠一个孩子是个可怕的前景；而这个负担反过来讲对他们的孩子非常可怕。在农村，数亿人是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意味着他们不能擅自搬进城市。数百万人不管怎样还是搬到了城里，无精打采地徘徊漂流在城市的边缘。除寥寥几人之外，中国的改革、繁荣、安全甚至自由，在80年代曾带来了希望的中国梦，都只是昙花一现。
快进到2009年，奇迹般地，重庆的某些人似乎听到了这一切。该男子一度被称为重庆的“皇帝”，现在灰头土脸的政客薄熙来。该市的高官，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高调的共产党官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嘎然而止，陷入丑闻。他的高调反腐败运动和低收入者的住房倡议很符合重庆人民的心意，很多报道指出他的存在是被想念的。薄作为今年十月共产党换届的竞争者已经被推翻。相反，当北京谋划十年一次的领导换届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因为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神秘死亡而被软禁。
尽管他使党内的老板感到厌恶，薄熙来精明地利用了普通百姓的长期不满，让他在倒台后仍保持在该地区受欢迎。当然， 普遍怀疑——薄的高调改革只是一个自我表现的手段。无论如何，如果他们现在停止，就会有麻烦。
既不胆怯也没有政治动机，只是因为无休止的动荡而感到困惑和受伤，重庆无依无靠的人有具体的要求。另一个天安门广场的威胁一直都在。让人怀疑的是，党，还有与党形影不离的军事，如何应对它的意向和能力。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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