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养心思想

在现代心理学的科学体系中，心理卫生学是一个重要分支。心理卫生学学科体系形成虽然是近百年的事情，但人类探索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的思想则古已有之。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养生、求长寿是其一大特色。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心理问题，强调精神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少思想家和医学家认识到 “养生”重在“养心”。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养心”思想，并日益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心理卫生学理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形神兼养，调神先调形

“形”是指人的形体和生理功能，“神”即是人的神志、意识，也就是人的心理。古代很多学者在探索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形”与“神”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人的生理与心理活动相互协调，人才能健康长寿，“养心”必须以“养形”为基础。

首先，强调“形”对“神”的决定作用，荀子提出著名的“形具而神生”唯物主义命题（《天论》），东汉王充及南北朝的范缜发展了荀子的思想，王充引申出 “形朽神亡”，指出：“五藏不伤，则人智慧；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矣。”（《论死篇》）范缜则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说明生理对心理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只有形体健康，才能精神健康。因此，“调神先调形”，便成为古代医家推行心身健康之道的座右铭。中医认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而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体内脏腑气血的病变可继发病态的情志活动，《黄帝内经》指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调经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本神篇》）明代医生张景岳强调指出：“无形则神无以生”，“人禀天地阴阳之气以生，借血肉以成形，一气周流于其中以成其神，形神具备，乃为全体。”如何养形？古代学者认为，养形关键在“动”。《吕氏春秋》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蛀，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以流水和户枢为例，说明运动的益处，不运动的危害，动则身健，不动则体衰。现代医学认为，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大脑的营养状况，促进脑细胞代谢，使大脑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有益于神经系统的健康，有助于保护旺盛的精力和稳定的情绪。

其次，中国古代学者的强调形对神的决定作用时，也认识到“神”对“形”的反作用，把“形神兼养，以神卫形”放到重要位置。北齐文学家刘昼强调说：“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而心荡，心荡则神伤，将全其形，先在理神……神怡心情，则形无累矣。也就是说，人的心理若不健康必然也影响到人的生理健康。《黄帝内经》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以此养生则殃。”（《灵兰秘典论》）这就强调了“心”的主导作用。晋代张湛在《养生集序》中归纳了１０个要点，其中第一个要点就是“啬神”，把养神放到第一位。张景岳在强调形对神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无神则形不可活”，形神皆备乃为人。

中国古代“形神兼养”的思想为现代心理卫生保健提供了思路：在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当今社会，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孜孜追求“养心”的方法和途径， “形神兼养”强调的是人们不仅要关注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冲击，同时要把“养心”与个体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努力寻求和达到“身”与 “心”的和谐统一。

二、养心贵在养德

现代心理卫生理论认为，道德与一个人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健康的心理来源于个体对自身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往往能遵循社会规范行事，从而减少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挫折，保持心理健康；反之，道德品质低下的人，现实中总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困难，常常被贪婪、充满嫉妒和怨恨的心理包围，容易发生心理障碍和疾病。

古代不少学者早已注意到道德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寿命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传孔子活到７３岁，孟子活到８４岁，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寿星了。谈到长寿的秘诀，孔子说：“大德必得其寿”（《礼记·中庸》）；“知者动，仁者静，动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孟子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这是说，重视道德修养，乐于助人的人，能得到美好的回报，能永远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活了１００多岁的唐代药王孙思邈在总结其长寿经验时指出：“性即指善，内外百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经也。……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长寿。”《养性序》）在这里，孙思邈明确提出养德为养心的基础，是养生首务，既能防病，又能避祸。孙思邈不仅倡导养德与养生相结合，而且身体力行，他不受名利之诱，多次拒绝高官厚禄，献身医道，为大众解除疾苦。为什么良好的道德修养能使人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继而长寿呢？这是因为：

首先，良好的道德修养能维持脏腑阴阳协调与平衡。唐朝医生杨上善说：“修身为德，阴阳气和。”《黄帝内经》也指出：“所以能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这一思想已被现代科学证明。据美国３所著名大学的研究表明，善恶影响人心理和寿命的长短。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跟踪调查了加州阿拉米达县７０００位居民，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则对２７００多人进行了１４年跟踪调查，研究人员在以“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为课题的研究中发现：一个乐于助人、和他人相处融洽的人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在男性中尤其如此；相反，心怀恶意，损人利己和他人相处不融洽的人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１．５至２倍。不同种族、收入高低、体育锻炼以及生活作风都不能影响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正确结论。从心理学角度看来，一个善良的人长寿原因是：乐于助人可以激发人们对他的友爱感激之情，他从中获得的内心温暖缓解了他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焦急。从免疫系统角度看，常常行善的人有益于人体免疫系统；反之，一个心怀恶意，损人利己，和他人相处不融洽的人，寿命比较短。如一个心脏病常常发作又对他人怀着敌意的人，其心脏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越大。再如视别人处处为敌的人，往往一触即发，暴跳如雷，容易使血压升高，甚至酿成任何药物都难以治愈的高血压。

其次，良好的道德修养能使人保持开朗、乐观的心境。孔子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总是心胸豁达宽广，热爱生活，在现实中珍惜名誉，乐观进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在生活中总是被贪婪、充满妒嫉和怨恨的心理包围，甚至不择手段沽名钓誉，损人利己，对现实常常处于不满和挫折感之中，积累成疾。

基于道德与心理的关系，荀子主张人们要经常针对个性品质中的不足和缺陷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矫正。指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票弃则招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

三、情欲适度，内守精神

祖国医学认为，“精神内守”是防病治病的根本，也是“养心”的核心所在，《黄帝内经素问》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上古天真论》）所谓“精神内守”是指对自己的意识思维活动及心理状态进行自我锻炼、自我控制、自我调节，使肌体与环境保持协调平衡而不紊乱。内守精神强调精神安定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许多学者主张人要保持适度的欲望，并以思维、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控制人的过度情欲。

首先，只有合理满足生理欲望和需求，才能有健康的心理。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源之不能勿忘。”“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王充也看到了正常生理需求对维持人情绪平衡的重要性，他说：“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与不得。得则喜，不得则怒。喜则思恩而为福，怒则发怒而为祸。”（《论衡·祭意篇》）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对宋程朱学派的“存理灭欲”和“理正欲邪”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合理的欲望和需求是人行为“至当不可易”的动力。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谓之理。”

其次，过度的情欲累德伤性，使人精神颓废，必须注意节制。过度情欲是一种病态心理，庄子认为：“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同时过度情欲也是损人身心健康，导致人行为越轨的主要原因，韩非子说：“俗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难生。道家宋尹学派还看到过度的情欲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指出：“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夫心有俗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因此，道家主张少私寡欲，老子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教导人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欲”。庄子则告诫人们情绪不要被物欲所动，“物物而不物于物”。

道家关于节制人过度情欲的思想，从心理保健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是有很高的意义和价值的。有害的情欲是致病的主要因素，因而要想保持人的心身健康，“和畅性情”甚为重要，即运用理智和意志的力量控制情欲，努力消除其有害影响，创造一种良好的心理环境和状态。

四、顺应四时，养心调神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虽然不同学派对“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但核心思想是天和人是相互影响的，人必须顺自然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淮南子》中已有“天人同类”思想：“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  因此，天道的本性便是人们行动的根据。从养生角度看，人的情志活动和饮食起居必须顺应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变化，加以调节，以适应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规律，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如何顺应四时“养心”呢？《黄帝内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四气调神大论》）春天的３个月是自然界推陈出新的季节，此时的自然界生机勃勃，万物欣欣向荣，人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情志生机盎然，使其豁达，切不可扼杀；只能助其畅达，而不能剥夺；只能赏心怡情，绝不可抑制摧残。只有这样，才能使情志与“春生”之气相适应。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无厌于日，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四气调神大论》）夏季的３个月天气与地气上下交合，万物成熟结果。人们此时在精神上易厌倦，但夏主长气，人气不宜堕，应保持情志愉快不怒，如含苞植物开放成秀，以使体内阳气宣泄，向外开发。只有这样，才能使情志与“夏长”之气相适应。

“秋三月，谓之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剑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四气调神大论》）也就是说，立秋后阴气始盛，阳气始衰，“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气候由热转凉，出现天气清凉劲急，万物肃杀之自然状态，万物已经成熟，达到形态已定的“容平”阶段，人体之阳气亦开始收敛。此时在精神方面，要使神气内敛，志意安宁，不使志意外露，阳气外泄，避免秋天肃杀之气的伤害，“以缓秋刑”。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使志若伏劳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四气调神大论》）在冬天的３个月，阳气潜藏，阴气盛极，大地千冰封，一派阴盛寒冷之景象。此时，在精神方面，要使志意内藏，不宜外露，像有私意存于胸中不欲吐露告人一样，又像已有所获而内心愉快，这样就能使情志与“冬藏”之气相应。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四季调神学说被后世许多学者和医学家做了发挥，成为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心理卫生理论，这种按照自然季节调节身心的主张、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五、调节情志，避免刺激

情志也称情感，它是人在接触客观事物时，精神心理活动的综合反映。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正常人能对外界刺激作出适度和恰当的情绪反应。如“人逢喜事精神爽”，即遇到一些高兴的事情会手舞足蹈欢呼跳跃，而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会表现出痛苦忧伤，焦虑悲观等负性情绪。但正常人的情绪反应是适度和恰当的，表现为生活中开朗、乐观、愉快、满意等积极的情绪总是占优势，这是人类热爱生活的表现。心理障碍和疾病者往往是受外界刺激后不良情绪长期积累和持续发展的结果，因而在生活中负性情绪总是占优势，常常处于情绪困扰而不能自拔，积累成疾。中国古代许多学者和医家都已经看到了不良情绪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危害，道家宋尹学派很早提出“忧郁生疾，疾困乃死”的思想。祖国医学在阐述疾病的成因时，把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太过解释为人体发病的内因。《黄帝内经》指出：“七情致病，内伤脏腑，外伤气血。”（《举痛论》）

“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举痛论》），这说明情绪不良会破坏肌体的稳定和平衡，从而诱发疾病。《灵枢》进一步论述了有害情绪致病的病理：“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湿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百病始生篇》）有害“七情”不仅伤“形”，而且伤“神”，清代医学家喻昌在其《寓意草》里记载：“昔有新贵人，马上洋洋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正因为“七情”太过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古代医家认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就必须注意调节情志，避免刺激，这是“养心”和保持人体健康之本，这一点已经被现代身心医学证明。许多病人在患病之前，往往经过情绪上的某种压力，持续的紧张和焦虑会造成心血管机能的紊乱，诱发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疾病。同时，焦虑、愤怒、忧郁等不良情绪的困扰会造成人们精力分散，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和理解力下降，阻碍人创造力的发挥，使工作和学习效率下降。因此，祖国医学为帮助有情绪障碍病人达到健身养心的目的，在医疗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精神保健方法。如《黄帝内经》根据“五行”生克理论，提出 “以情制情”的治疗原则：“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阴阳应象大论》）要求医生在治病时善于用语言激发患者产生某种心理及行为，来抵消或抑制原有致病的不良心理及行为，转移和干扰原来对肌体有害的情志，从而使之恢复正常，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养心”思想非常丰富，必须认真挖掘和总结，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