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被称为神州，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神传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神传给人的文化。神在“神州”这个舞台上相继导演了五千年文明大戏，演绎了五千年神传历史。说是“神传文化”不是迷信，而是历史本身的结论与启悟。而所谓“迷信”，是大陆权贵为维护其无神论歪理的合法性有意撒下的弥天大谎。

古籍记载及传说告诉我们，神造了人及世间万物，并教会了人如何生存。关于天、地的起源，西方有上帝创造天、地和万物的说法，而中国则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据《山海经》记载，宇宙是由一个叫盘古的神创造的。我们不妨称之为盘古宇宙。“盘古宇宙在开始产生时，就像一个人在母体里的胚胎一样”，只是一个微小的粒子。在混沌状态中，这个宇宙渐渐生成了，“宇宙中的层层物质组合成了层层的天和地，同时生成了层层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像盘古一样的神与层层众生”，包括地球上的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等万物。之后，天上来了一些神，运用法力，仿造自己的样子造人。据说，中国人是由一个叫女娲的神造的，史料说她是人首蛇身。《太平御览》描述说：起初，女娲用黄土和水，依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做得太慢，就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显然女娲是用法力而不是用人力在造人。然后，出现了有巢氏神，他教导人们在树上用树枝树叶建造出简陋的篷盖，也就是原始的房屋，以躲避野兽和洪水。后来人们把这种方法移到地面。

接下来出现了三皇。关于三皇确指何人，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说三皇指燧人、伏羲、神农；一说指女娲、伏羲、神农。不过，通行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据史料记载，三人被尊称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氏”的原始意义是神祇之意。三人皆有异象，聪明过人。相传燧人氏聪明异常。伏羲的母亲叫华胥，在雷泽之地踩巨人脚印受孕，生下伏羲。伏羲人首蛇身，也有说是人首龙身，智勇双全、力大无比。他自称“龙师”并将龙作为华夏族的图腾，此为龙的传人之来源。关于神农氏，《春秋纬•元命苞》中说他是“人面龙颜”，出生三个时辰就会说话，五天可以行走。史书记载，燧人氏教会了人钻木取火。人类由此获得了熟食，身体变得强壮，生活方式有了飞跃性的突破。这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偷盗天火给人类十分相似。《三皇本纪》载：伏羲居住在今甘肃一带，甘肃天水市就有一座“伏羲卦台”。伏羲教会了人结网捕鱼、打猎、耕种，过上定居的生活；他创造文字符号，以代替结绳记事；设立官员，管理先民；他制定了婚娶之礼，确定了姓氏，等等。他承上天神意为人“受龙图，画八卦”，留下了最原始版的易经，给后人留下了遵循上天旨意、行世间之理的方法。而后，周文王依据河图、先天八卦推演周易，由原始图像变成文字卦象，形成后天六十四卦。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即便是藉助于高科技的电脑，也仍然解释不了几个简单卦象所隐含的神奇预测能力。试想，如果不是神传于人，依当时的社会环境，显然不是人类智慧能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无须多讲的道理。第三个神皇是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记神农皇教人们制造农具，开垦土地，种植五谷。《史记》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后世几千年的中药发展，都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神造了人，就要解决人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才有《黄帝内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如果不是神的遗迹，只是远古没有多少文化的先民的经验累积，其中决不会有这样结构完整的理论与药性分析记载，中药药理里也不可能深深蕴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只有天意神授才能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一高深莫测的复杂状态。

三皇五帝时期经历了人神共存的阶段，华夏文明是半神文化，是真正大道行于世的时代。根据史料，上古时期民风十分纯朴，人们仰承甘露、俯吸醴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乐生、不知恶死，过着一种完全顺乎自然的生活。《黄帝内经》的《上古太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轩辕黄帝是五帝中的首位天子，司马迁在《史记》上说黄帝获宝鼎与神策，治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形容黄帝懂得顺天而治，知阴阳、生死变化之理，行道天下，是个修炼得道之人。黄帝在桥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在铸成的瞬间，天门忽然开了，降下一黄龙迎接他。黄帝与随身的宫臣七十多人一起跨上黄龙，白日升天，圆满功成。万民百姓亲眼目睹这神圣壮观的一幕！后来臣子与百姓，感恩怀念之余，把黄帝遗留下来的衣服葬于桥山山下，即今天陕西黄陵县的黄帝衣冠冢。

对于白日飞升，《神仙传》一类的道家典籍中多有记载，道家大多讲究性命双修，是要道成肉身的。据记载，乘龙上升者，如黄帝、茅蒙、王玄甫、韦善俊是也。驾云上升者，如杨羲、李笈、蓝采和、孙不二是也。控鲤上升者，如子英、琴高是也。骖鸾上升者，如子晋、邓郁是也。跨鹤上升者，如桓问、屈处静是也。御风上升者，如葛由、武夷君是也。拔宅飞升者，如何候、尹喜、淮南王、许旌阳是也。白日冲举者，如蔡琼、冯长、马成子、浮丘伯是也。根据仙谱传，从古至今成仙者十万余人，拔宅者八千余处。所以吕洞宾于景福寺壁间题一联云：“莫道神仙无学处，古今多少上升人。”

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才如此虔诚的敬天奉神，而且使这种信仰成为类似于西方宗教的对于上天的至诚信仰。对于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大陆权贵谎称是古人愚昧落后的表现，但“愚昧落后”的古人创造的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却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目光，自诩多么发达科学高明的今人却至今未能参透其中的玄机与奥妙！而且包括大陆各级大小官吏，还要借靠被其一再批判的所谓“封建迷信”指点迷津，从中寻求平安生存的指导方法。

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本次人类文明是从石器时代发展过来的，大家都相信这一点，因为考古成果是可见的。但考古成果同时也告诉我们，曾有过多次史前文明，每次都很发达，甚至那个月亮也是史前人类造的，但都不明原因的毁灭了。我们本次的科技水平也算很发达了，我们可以探测火星，可以登月，可以使用原子武器，可以使用手机远隔千里随意交谈，等等，这些科技成果在本次人类文明的初期那些古人来看，像不像神话？如果本次人类文明突然间毁于某一变故，人类再重新从一无所有的石器时代发展，后人会否把这一切也当做神话？

不仅是中国，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以神话开始的。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是这样。世界上无论有多少民族，在历史的开篇处都有着惊人的巧合。第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泥土造人的传说，第二个相同之处是保留着对一场大洪水的记忆。第三个相同之处是都在等待着神的归来——从东方佛经中记载的弥勒佛再来，到西方《圣经》中预言的上帝来进行末日审判；从非洲的埃及法老等待神回来唤醒他们，到南美玛雅人对宇宙更新期的计算，人们都在等待着一场必将发生的历史大事。这种一致性引人深思。

神在帮助人类具备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后，又派仓颉创造了文字；派伶伦模仿天乐传下了音乐；又派大挠定了甲子；派隶首创了数学；派容成做了历法，并派其他智巧先贤教民养蚕织丝而有衣裳、修房建屋而有宫室、造船做车而可远行，等等。自夏禹始，不同天国的天人转生到人间，为人类带来了不同朝代的不同文化，开创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的独特的中华古文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大汉的崛起和一统天下、大唐繁荣兴旺的盛唐气象，直至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以及相应的各朝各代各具特色的文化呈现，都是神所导演的一幕幕人间大戏的辉煌展现。

敬天奉神是古代社会的整体常态，有神论一直是社会的恒久主流思想。从古到今，中国民间社会一直是有神论占据主导，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神明主宰人类活动的历史。儒、释、道产生后的华夏文明无疑一直由神传文化引领，自不必说；而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直到上古的三皇五帝时期，更是来自于神的谕示，古人须臾不能偏离神道。对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张海英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松辉合作撰写的学术论文《春秋“无神论”辨》，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章指出：“整个春秋时期，从贵族统治者到一般士庶，仍然虔诚地相信鬼神和天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无神论思想，也不存在无神论思想家，即使被认为是先进思想家的子产、季梁等，其实并没有否定鬼神，也没有否认天命。怀疑天命和鬼神的思想是存在，但这种思想早在商朝时期就屡见不鲜，并非春秋时期发生的思想上的突变，也不具有无神论的意义。”

文章针对社会上一些研究者对当时的精英思想家子产、季梁等的所谓无神论思想作了具体分析，完全否定了他们无神的结论。“子产不但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天道，而且他也没有否认过鬼神，相反，他还非常迷信鬼神。”“不仅如此，子产甚至明言人死后能变为鬼。他在当时郑国人认为伯有的鬼魂作祟时肯定说：‘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他认为人有魂魄，人死后，魂魄并不消失，而是‘犹能冯依于人’，即承认灵魂是不死的。他还认为不但大人物死后能为鬼，甚至匹夫匹妇死后也能变为鬼，以为淫厉。‘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如无所归则‘以为淫厉’。”

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人物是季梁，很多研究者在讨论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想时都会举出《左传•桓公六年》中季梁的话作为证据以证明其时的人已否定了神的主宰作用：“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如牟钟鉴说：“在这里，神的影子虽然还存在，但其作用已放到了第二位，人上升为首要的因素，甚至被称为‘神之主’，周公宗教改革中的人文主义因素得到了空前的发扬。”牙含章说：“在这里，神的幻影虽还在，但神要依人而行，把民置于神之上，人的作用被突出强调了。”

文章认为：“诸如此类的说法是牵强附会而很成问题的，事实上，当季梁说随君‘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时，随君很紧张，问为什么不能取信神灵，为什么不能得到神灵的护佑。这里很明显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神是不能得罪的，凡所有大事，必得要符合神的意思，取得神的信任。这里的神，不仅仅是个影子，而仍然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高高在上的神。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同意，人是不敢违背神的意志去做某件事的。”

文章在第二部份“春秋时期对天命鬼神的普遍信仰”中，更在作了具体的分析后做出结论：“作为精英思想家的子产、季梁等人既相信天命又相信鬼神，而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即使至战国末期，‘客观外在的神灵世界依然风光玄秘地存在于社会之上’。普通群众，毫无疑问对鬼神依然虔诚地信奉。精英思想家与广大社会成员的普遍存在的思想状态，两者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联系。思想家的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会超出与他们同时期的普通群众，可他们毕竟是社会中人，离不开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维环境和语境。整个春秋时期，从贵族统治者到一般士庶，对天命鬼神的信仰普遍而发达，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春秋时期要出现真正的无神论思想是太不可思议。”

文章最后作结说：“总之，本文认为整个春秋时期，从贵族统治者到一般士庶，仍然虔诚地相信鬼神和天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无神论思想，也不存在无神论思想家，即使被认为是先进思想家的子产、季梁等，其实并没有否定鬼神，也没有否认天命。读者可能会反驳：子产之流当然算不上先进的思想家，春秋时期最先进的思想家无疑是老子和孔子!但是，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承认鬼神的存在，也都承认天命的力量，即使算上他们，也并不影响本文关于春秋时期没有无神论思想的结论，具体论述，容另撰文。”

有神无神，以老子为例，从其个人的思想贡献看，他把“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认识，前推之“道之为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高度，并且用最简洁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之相生”等道理，揭示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把阴阳之“二”推到太极之“一”，又将太极之“一”推到无极之“道”。其境界与蕴含的内理之高深，实是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如今，绝大部份中国人无神论的思想意识是大陆权贵愚民的结果，并非中国人天生的不信神，恰恰相反，中国人从根子上就信神，因为几千年的传统如此，就如上述所引博士论文指出的。中国人的不信神不过是近60多年的光景，所有持无神论观点的人，实际是大陆权贵愚民的牺牲品。

神既造了人，赋予了人万物之灵的地位，给予了人生存必要的物质条件，也必然要赋予人思维及精神世界，这就需要一种媒介与载体来实现，显然，只有文字才可以担当起这一重任。由古象形的图形文字到隶书的演变是一个大的转变，但是这一大变化也不是缓慢的自然演进，或者是集众人之智慧而成。据史料记载，一说秦朝因罪入狱的程邈，在狱中造隶书三千字，上奏始皇帝获用而升为御史。另一说是战国时栖居夏山的神人王次仲，预见用笔书写的时代将临，于是变篆籀古字为隶书。前一种说法后世采信较多，而王次仲神术造字之说只作神话流传。受眼见为实的局限，人总是不愿意接受神授的说法。其实，即便到今天，仍有人以测字为生，靠分析文字的数理结构，推论人的命理给人算命，还颇为准确。还有专门的起名馆。试想，如果文字不是神授，而只是人凭一时聪明所创，又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预测效果呢？再如，历史上许多修道的人要念咒语，就是今天民间也仍然有人以符咒治病、消灾，颇为灵验。有的符咒已流传二千年之久，如果说是假的，显然说不过去。这咒语就是文字，如果没有文字背后的内涵起作用，咒语会管用吗？如果文字的形、音、义不是与更高更大的因素相连，就那么几个横七竖八的笔画会如此神奇吗？更不用说佛道两家的修炼人念经了，念经念什么？念的不就是字吗？如果念来念去没有任何效果，佛道两家出家人的古老修炼会传承两年多年至今不衰吗？恐怕早卷铺盖回家了。古今中外有多少得道成仙的，太多了，这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迷信！即便今天，陕西西安的终南山里仍有五千多人长年修行，难道那全是一群傻子吗？！

儒、释、道文化是在文字接近于定型，也就是文字具有了容易传播、快速传播的条件之后才出现的。这其实也大有玄机。为什么三皇五帝不讲佛、道文化呢？是因为初期的人类生活时期是一个人神同在的时期，人类的生活状态本来就是如佛、道思想的状态，简单地说，世人皆俱神佛之境界。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思想离道渐远，已渐渐失去了早先的淳朴，所以需要再立规范制约于人。这也就是老子发出“大道废，出仁义”感叹的原因。但是，我们也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对于文字的掌握还远不够普遍，佛家文化的“普度众生”针对的群体还太小。因此，就今天看来，佛道的出现，实际上有些匆促，依今日之见，等儒家文化渐为普及，人们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也不晚。

文字的普及为儒、释、道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所言都是远远高于人间的道理，它的根源只能是来自于神，而决不会是人，人没有这个本事，佛、道不过是神安排于人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是神意传播的渠道，是神与人沟通的媒介。这也就是神传文化的目的所在。

神传文化重在“神事”，一切都是围绕“神事”在安排。从考古成果看中国历史，人类文明有约一万年。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然而有历史记载的主要集中在近五千年，这五千年中，距今约2800年前，在西周以后，我们的祖先才开始用文字记载史事，史学家称为“信史时代”。自此以后的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被详细记录下来，直到今天。这后半段信史所载篇幅，占了五千年历史的绝大部份。同时代的其它文明古国，或者无记载，或已湮没，残存也只是片断，唯一连贯迄今的只有中华文化。西周以前，商、夏以至黄帝时代的这二千多年历史，虽然已有文字，但却鲜有记载。

清末民初出土的十多万片龟甲与兽骨上，甲骨文单字四千六百多个，这些连孔子都不知道的文字，早已是六书具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拥有丰富内涵，完全具足表达情感、记述事物、传递抽象概念的能力。五千个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清朝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内容繁杂，可谓时代百科全书，也不过用单字四千二百个，也就是说，商代文人完全有条件写出《红楼梦》规模的巨著，但当时的社会情形却没有记载下来。为什么没有留下当时社会的现实记录？这是很让人不解的现象。从出土的甲骨文我们知道，这些刻在龟甲、兽骨、铜器、陶器、玉石上的大量文字所载基本都是祭祀、占卜的记录，却鲜见记载先民们如何生活的具体内容。为何只用来记载“神”事，而不记“人”事？为什么不刻在竹简、木册或书写于皮革、布料上呢？同时，出土文物显示，殷帝王能以象形文字与天神、祖灵沟通。几千年来中国文字蕴藏着形符、音韵、意象一直与易理、阴阳、五行、谶纬、命理、预测、堪舆等息息相通，即使几经转变，仍不失其贯通更大宇宙时空、更高级生命讯息的特性。殷商帝王以文字与神沟通，文字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与特质，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常态。商代中期出现在铜器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字体有铸有刻，铸多于刻，显示出当时文字使用的成熟与普遍。到了西周文字已经发生转变，篆体字出现，教之前的金文使用相对更为容易，所以不仅整个五帝、夏商时代都应该有文字记载，西周的历史也完全能够被完整记录下来，但是事实上西周史料却是出奇的简略，甚至好几位周王在位的年数都无法考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奇特、诡谲的现象！

不仅如此。神传文化进入信史时代后，还出现了让后世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首先是，为什么信史时代开端不久中国即突然进入思想鼎盛的颠峰时期呢？诸子百家学说同时兴起并爆炸似地澎湃到极点？迄今仍是个迷，仍让许多研究者莫名究竟、百思不解，对当时的现象感到不可思议。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思想解放运动，例如二千年封建帝制结束、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封建专制的十年“文革”结束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出现的思想解放浪潮，还有国外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及启蒙运动等，这些非常时期，文学艺术及学术都空前繁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专制结束后，民众受压抑思想的反弹与爆发。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其原因就不够明晰。大陆权贵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诸子百家是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在社会转型期为各自利益激烈斗争在思想领域里的反应。这种解释一度占统治地位。而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产生后的泛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包括大陆体制内的专家研究已经证实，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式的奴隶社会，所谓的奴隶社会不过是大陆权贵为推行其共产主义，牵强附会、死搬硬套马列的社会发展阶段谬论，及为阶级斗争邪说找根据而生造出来的一个谎言而已。历史上，关于诸子百家兴起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似乎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春秋以降的二千年中，社会动荡时有，变革时期屡有出现，但“诸子百家”现象再未有过。仅此一次。

其次是，为什么秦汉以后，中国舞台出现以儒道为主流思想，而非延续百花齐放？儒道二家的学说在当时社会固然是一种“显学”，引人注目，但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条件，诸子百家的思想按理说应该人才迭出，绵延不绝，甚至在往后的二千多年中呈现百舸争流、竞相齐放才合理。而结果是，百家只是像昙花一现般热闹了一番便后继乏人，归于沉寂，儒道学说持续走强成为主流。难道就因为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定下了乾坤，成就了儒家的千年大业吗？事情不会如此简单。这其中还有个谜中谜：儒道二家只有继承者，没有超越者。二千多年来智慧如老子、孔子者再无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再把眼光放到世界看，同一时代，东方出现了儒、释、道，西方出现了基督耶稣。此后，东西方社会再无大德至圣出现，而只能是延续圣贤们的绝世洪论。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竟然没有超越者，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套伦理道德体系为什么会如此全面完整，形成系统？为什么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只出现在中国？包括老子、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众多圣哲先贤们，其超常的智慧、博大的内涵即便今天看来也是空前绝后。水有源，树有根，他们的超凡思想又是师从何处，自何而来呢？！

还有那佛法，似为中国人而创。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佛法在印度就消失了，现在的印度教是结合了婆罗门教的一些东西形成的一种复合宗教，也不供奉释迦牟尼佛了。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却在中国生根发芽，完全成了中国本土的一种先天文化了。佛法为什么会成为东方中国的文化，而没有向西方去传播？

这些问题，从无神论的角度永远都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因为这原本就是神的安排。历史发展显然不是按照人的理路演进。试想，文化的多元化看上去是繁荣，但如果中国社会持续的多元化发展，很快会出现社会价值观模糊，是非善恶难辨，类似当今社会的乱世会提前出现在神州舞台，这就难以维持中华文化二千多年完整稳定的发展。所以老子才说：“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所以根本不鼓励这种思想复杂的社会，因为这会直接混乱人心，致使社会道德下滑，就像失去儒道约束的今天。因为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或者说神造人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生存的如何发达舒适，而是另有其重要原因。从世界上看，四大文明古国唯独留下了华夏文明，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华夏文明更先进吗？不是。根本的原因是神选择了中国这个地方，其它的文明只不过是陪衬，也可视为各类文明的一个实验。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大一统，只能选择留下一个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一齐鸣，看上去热闹，但也显乱，只有用一种价值观一统天下，社会才会稳定。所以儒道之外的百家的消弭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释迦、老子、孔子三圣的存在也是同样的道理，神选择了他们，才给予他们超常超群的智慧，这是他们领军诸家的唯一理由。

所以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套做人处世的标准，一种避免二极化的中庸哲学。这有效地稳定了民间社会，有效地保证了让博大精深的神州文化经历朝朝代代，持续稳定的发展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