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十后的六四(组图)
黄之锋和尤思聪都生于1990之后的香港，在回归之后长大。对他们来说，“勿忘六四”并不只等同于悼念,“化为行动才是重点，影响更多人才是目标”，要“提倡当年北京学生，愿意为了自己坚信的价值而付诸行动的一面”。他们认为“平反六四”等同于爱中国，“反对国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不爱国，但我们是透过六四晚会，说出我们爱中国，希望中国有民主,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好。”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闷热多雨，走到街头，仍旧熙来攘往，躁动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坚定的歌声。“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学生的歌声，铿锵有力。他们自发组成不同队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区，为当年六四的死难者报上哀音。
另一个年轻人组织“这一代的六四”，举办了不同的电影会、街头相片展览，重现了当年的“六四”。中文大学的学生，重新洗刷竖立于中文大学火车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历久常新。他们更会进行六十四小时绝食，经历当年学生所经历的。“九十后”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学生自发呼吁同学一起去六四游行……
你会发现，仍然坚定地告诉你“不能忘记”的，不少都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当很多曾经觉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渐渐淡忘，很多八十后、九十后的年轻人却开始走出来，凑成每年维园六四晚会的万点烛光。
“六四”这段回忆，是如何印记在新一代人的脑海里?他们甚至没亲身见证，为何他们仍然拾起这支差点失掉的棒，接力坚守“毋忘六四”？
黄之锋，生于1996年，今年15岁，外表看起来，与普通中学生无异。
但与黄之锋说话，你会渐渐忘却眼前的他只是个中四的学生。
“为何我这样关注国民教育科？因为民主并不只是普选。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选特首，但原来每一个小学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脑，不容许有独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选，但每个人都觉得林瑞麟（政务司司长）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黄之锋与其他几名中学生因为反对政府在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成立了“学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跃的中学生社会运动组织。早前，他面对着记者连珠发砲式的提问，面无惧色，思路敏捷，对答绝不逊于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辩论不是斗口才”的唐英年看后更会汗颜。一夜间，访问片段于网上疯传，短短几天，点撃率已超过17万次，被视为香港九十后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联会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举办爱国民主大游行，“学民思潮”也在网上呼吁成员参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对国民教育。
平反“六四”=爱中国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与支持民主连成一线。
黄之锋说：“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为我渴望中国有民主。”他认为“六四”就如一个关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认这件事，中国就不会有民主。“香港现在还有少少的言论、集会自由，当香港仍然可以纪念‘六四’，我们就要好好坚守，进而延伸，去争取香港的民主，争取中国的民主。”
有人会认为，中国是否民主，与香港人无关，黄之锋却说：“首先你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你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每件事都会影响着香港，中国有没有民主直接影响到香港有没有民主。‘六四’是中国民主的契机，平反‘六四’，与每个香港人都有关。”
“九十后”这一代，大概从懂事开始，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他们成长于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现代中国”成为新高中通识课程的单元之一，在他们心目中，“六四”除了体现民主，亦象征著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怀。
黄之锋说：“反对国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会认为你不爱国，我也试过被人问候娘亲，但我觉得我们是透过六四晚会，说出我们爱中国，很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好，我们每年去六四（集会），去表达香港对祖国的情怀，香港人希望中国有民主，香港人关心中国。”
化作行动才是重点
这天，烈日当空，另一名“九十后”尤思聪，拿着清水，大汗淋漓，于中文大学为于一一年六四晚会后，由维园移送到中大摆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历久常新”。
尤思聪生于1991年，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二年级生，也是中大学生会的干事，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将会参与专上学联在6月1日开始的绝食64小时活动，重演当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
上一代人经过23年的洗礼，很多人虽然坚持着平反六四的信念，却再没有魄力多做一些，这可能是两代人最大的分别。年轻的一代，传递出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化为行动才是重点，影响更多人才是目标。
尤思聪说：“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暂时无法实现，我觉得应该聚焦在透过六四让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参与的重要。”他认为，很多香港人认为六四晚会就是为了悼念逝者，他认为并不只是这样简单，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当年北京学生，愿意为了自己坚信的价值而付诸行动的精神。所以加入学生会，他也以增加同学的政治参为目标。
以自己影响他人，黄之锋可以说发挥到极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发与四个同学第一次去六四烛光晚会；去年，他已经于Facebook邀请更多同学一起去，结果有二十个同学响应；今年，由他成立并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继续于网上呼吁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动，更计划于六四晚会完结后举办讨论会。
“当年的学生可以做这样多的时候，我会想，我们现在作为学生又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怎样回应这个社会呢？”他常挂在口边说，搞社会运动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触更多的群众，“我们要深入民间。”
iPad不离手的黄之锋熟练地打开Facebook中“学民思潮”的群组，按了按群组成员的分析图，滔滔不绝：“我们这个群组已经有五千多个like（赞好），当中只有约五百个是我的朋友，即是说我透过这个群组接触到几千个我平日接触不到的人。从统计图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后，之前我们发起过联署，有来自三十所不同学校的学生参加，我透过这个群组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中学生。”
“六四”之火，当初到底是如何相传？
黄之锋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记得我初小的时候，有个晚上，阿爸给我看《文汇报》的《血洗京华实录》，跟我说：‘仔，这就是六四，这是王丹，当年有坦克车辗死了人。’当时什么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铁、五区公投开始，他开始关心更多不同的议题，于是自发在网上去找六四的资料去看，了解更深。
黄之锋的家是个典型的中产家庭，爸爸是管理层，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爸爸自少也会带他到基层社区探访，希望他关心社会。之锋的妈妈说：“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轻描淡写，没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种子散播给下一代那么伟大，也没有对他说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儿子不是一个不理世事的人。”
至于尤思聪，也是因为父亲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说：“当时去完六四烛光晚会，也会给他看尊子、马龙那些政治‘六四’讽刺漫画，这是一件大事，他应该要知道，就如同告诉他什么是端午节、重阳节一样。”
尤思聪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产家庭，爸爸妈妈都是中大的毕业生，爸爸会去六四、七一的游行，但就从没与儿子一起去过。“小时候有叫过他去，但他很懒不愿去，也不会迫他。”
黄之锋和尤思聪小时候都没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会、七一游行。但两人长大了，也就自动自觉地去参与。
没有想像中的强硬灌输，两个家庭只是让孩子知道“应该知道的”，并鼓励下一代关心社会。当他们随着成长而对事件了解更多时，很自然地，就走出来做“应该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儿女读好书、找份好工，最好成为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然后专心赚钱，结婚生子买楼。政治的事，是浪费时间。
之锋的妈妈则说：“只要他人做的是对的事，好的事，我们会全力支持。”
尤爸爸则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实现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没什么问题。”
走这条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吗？之锋说出他的座右铭：“做一件事，应该想应不应该做？不要那么功利主义，只看结果，搞社运又不是做生意，难道常常看profit（利润）?”
“别人都在练八级钢琴，或者参加学界运动比赛，我全部都没玩，但我却学到一些别人得不到的经验。”
“虽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为有意义。”他又补充：“你以为读BBA（工商管理）出来工作就一定会很快乐？”
希望
黄之锋于去年“六四”烛光晚会后，于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二十二周年六四所思所想》:“还记得当大会主持问谁是在1989年后出生时，我身处在第三个足球场，当时全个足球场有差不多七成人举起手，这个数量也吓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报纸的报道，发现今年越来越多九十后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慢慢九十后也成为社会上的焦点，成为一群政坛生力军。”
“六四”已经过了23年，每年电视新闻总会看到父母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六四的烛光晚会。这群小朋友慢慢长大，就如黄之锋、尤思聪，他们的感染力、动员能力更强，这些星星之火不继绽出火花。种子开始萌芽，期待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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