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陈希同出书 八九平反前奏?(图)


89年6月4日清晨时份,已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放火焚烧杂物(苹果日报)

【看中国记者林晓舟综合报导】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当年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访谈被印刷成书《陈希同亲述 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发行,引起各界关注,此书成为探索六四真相的又一素材。作为六四事件被公认的主要责任人之一,陈希同记忆中的六四又是怎样的历史呢?

今年八十岁的本书作者姚监复曾经是赵紫阳的智囊人物,退休前是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书中陈希同主要澄清两件事情,一是反驳《李鹏六四日记》中所披露的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做法。二是申诉自己的16年因贪腐罪而承受的是冤狱,认为自己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

1. 否认误导邓小平

六四发生以来,陈希同作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一直被认为在六四中,其对邓小平有夸大学生运动的威胁,误导邓小平做出流血镇压决定。

对此,陈希同在访谈中反复说明, “邓小平的政治判断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借用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评价,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邓小平会被骗上当,那就不是邓小平了”。陈希同说邓小平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况,而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情况,北京市的人谁不知道,邓小平怎么会不知道。陈希同认为“说邓小平受骗,是低估了邓小平”。

而对于陈希同是否向中央上传简报误导过中央,他将责任归咎于时任市委书记李锡铭。陈说,“我作为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包括当时重要会议,由于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也没有参加,也不知道当时上层争论是如此激烈。会议精神都是李锡铭参加后传达的。陈希同还指,当时李锡铭紧跟江泽民,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江泽民为自保,推出了李锡铭承担阻碍改革的责任。陈希同保外就医后曾与李锡铭见面,谈到陈的入狱,陈希同一句“把我打入监狱,不是你的意思”,李锡铭闻后落泪。同时李锡铭说,江泽民是个政治投机者,而李鹏是个大混蛋。

2. 否认曾担任戒严正指挥

再一个六四中的关键问题就是陈希同到底是否担任过戒严正指挥,陈希同对此称,自己是在2010年看了《李鹏六四日记》才知道李鹏对其曾有此任命。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一重要任命。

陈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我想有机会时,要请问李鹏:什么时候你或者指定过另一个人通知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吗?”。

姚监复对陈希同的这番澄清的看法是:“陈希同谈话中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并非全都一致。但有两点我觉得是真实的。第一,他不是贪官,他是想把礼品捐给人民艺术剧院,放在办公室只是为了估价。第二,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觉得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应该也是没有争议的”。

3. 承认宣读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六四”镇压后,陈希同曾以北京市长兼国务委员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至此学潮被定性为“暴乱”、当局镇压是“平暴”。陈希同在回忆此事时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我是照本宣科。”

在陈希同的自述中,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想申诉他16年的牢狱生活是冤案。而陈希同口述回忆的也有寄希望出书等待当局平反

该书的出版商原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说,当事人的回忆,即使是一面之词,也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材料。“陈希同访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负多大责任,陈希同有责任讲清楚事实,他的访谈如今公开了,可由读者自行判断。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毕竟是隐瞒不了的。”

六四平反是否指日可待

《苹果日报》以《难敌岁月的煎熬,天安门父母亲真的绝望了》报道了在六四23周年前夕,5月24日,一位当年遇难者的父亲轧伟林,自缢身亡,他的遗孀说,在死前2天梦到了儿子,老人痛苦不堪,留下遗书表示,二十多年来,政府不闻不问,老人决心以死抗争。天安门母亲(六四期间因儿女死难的母亲群体)发表讣告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最终导致轧伟林的绝望,他“以死来抗争政府当局的残忍与无道,真是旧怨未了又添新孽”,据讣告证实,轧伟林是该群体中第一个采取自杀方式抗争的天安门难属。

而《陈希同的亲述》一书的作者姚监复5月31日接到原单位党委书记的约谈和警告,要求此书暂缓发行,姚监复认为透过此举,更能证明当局目前尚无对六四事件松动的任何迹象:我原来就说不可能,平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

然而,王薄事件发生,使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无法隐藏,整个局势的发展也使当局对六四的立场有着微妙的变化。

其中引人关注的一个新闻是,5月27日和28日两天,贵州民主人士在贵阳市区,进行纪念六四23周年活动,连续2天,当局未进行干扰,主办者糜崇骠对港媒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对他们的民主活动采取不干涉态度,他认为,这与中央高层出现分歧有关。虽然当局这种沉默,在海外媒体对此事大量报道后被打破,贵州民主人士在5月30日仍旧被带走。

而此前,《金融时报》曾报道,近年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三次在高层秘密会议上提议平反六四事件。但如何定义这个平反?是否是承认当政者执政错误?既然是错误的话,当时的责任人是否要接受法律审判?而依据49年以来平反的历史经验: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胡耀邦组成了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平反了300多万在“反右”、“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连带给在文革前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平反的内容就是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却无法补偿这些人或其家属在二、三十年当中受到痛苦。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平反六四的话,除了对死难者的抚恤外,那么对造成六四惨案的责任人和既得利益者如何追究,以及现行作为执政党本身是否仍有继续执政的资格,是否在问题之列?胡耀邦曾开创性地用平反给在运动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们一个说法,而他自身也需要体制内的平反。在现行体制下,对各种错误,是否都可以不停的依靠平反来告终?但不管怎样,平反必然会带来真相的大白,这是人们一直的期盼,也是避免前车之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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