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掠夺国资 奔向自由国(组图)
（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杨浩综合报导】89六四纪念日来临，当今中国高官及其家属早已从利用职便的官倒演变成掌管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盘根错棕的红色贵族。要说80年代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模糊不清，那么与现在的政治和商业完全合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而言，正是对六四民主的镇压，中国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当家族政治资本转换成金钱时，财源滚滚来，随后，金钱再转换成政治权力。
曾有知识分子警告说，权贵们对财富最大化的要求正在绑架整个社会和经济。竟管如此，23年后的今天，当九成中央委员亲属已移民海外意味着利用专政统治获取权钱的红色家族已率先奔向自由民主国度，如此看来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不只是学生和百姓追求，就连当年曾经镇压或赞成镇压学潮的中共高官及家属以及当今在位的高层及家属也向往民主自由，而北京高层政改却还停留在干打雷不下雨的状态， 着实引人深思。
贪腐引发89学运 却遭血洗
据《悉尼先驱晨报》5月26日报导，著有《中国太子党》一书的作者John Garnaut指出，1986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很多党内员老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也有子女在趟这些混水生意。胡耀邦的一名子女说，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尤其是太子党子女们的暴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愤，进而在胡耀邦逝世后，出现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改革派赵紫阳回应抗议者们的要求，提出让自己的家庭资产接受调查，但他后来也遭到罢黜并被软禁家中直至过世。当江泽民接过赵紫阳的位置，就不再去限制太子党们分得大杯羹。曾庆红成为“大红人”，需要特权、职位和建议，都得去找他。
对于学生反贪腐的血腥镇压导致中国后23年来红色家族利用权力掌控著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江泽民曾庆红开启太子党大规模从商先河
要说80年代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模糊不清，与现在的政治和商业完全合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今在政治局九位常委中，至少有6人，其子女已从家族的地位中获取了丰厚的利益。
5月17日《纽约时报》爆料，好莱坞梦工厂最近宣布，投资3亿3千万美金，在上海建造动画工厂。其最重要的的中国合作伙伴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此外江绵恒还控制微软，诺基亚在中国的运营，控制着国家在电信，半导体和基建的投资。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透露，中纪委在调查周正毅案官商勾结圈地问题时，查出江绵恒就曾在周正毅圈地的上海静安区紧邻的普陀区圈了一大块地。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元人民币“货款”买下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2000 年江绵恒与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但据王文洋称，64亿美元均是江绵恒贷来的。
在《中国太子党》一书中还写到，以默多克新闻集团为首的一个财团，还让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给江绵恒的一家电信企业注资3.25亿美元（20.5亿元人民币）。在其父、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让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电信公司1/3的资产转入这家公司后，默多克他们这项投资获得了极度丰厚的回报。
1999年，在曾庆红计划他的悉尼之行前，他的儿子曾伟已经成为了富豪。2007年，《财经》杂志记者调查发现，账面净资产为740亿元（120亿美元）的山东鲁能电力公司，其92%的股份被以37亿元转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涉及此事的太子党的身份后，后续的杂志一送到报摊便被回收。这一秘密转移数十亿美元国有资产的事件中，具有最敏感身份的人物就是曾伟。
曾伟也与山西的煤炭大亨们联手。此外，曾伟与香港房地产开发商“人和商业”关系密切，人和商业通过搞定军方审批程式，在中国南方将地下防空洞改装成商场赚钱。该公司的总裁戴永革在澳洲和曾伟及曾伟的妻子蒋梅一起开了家公司，随后不久，曾伟花3200万美元买下了澳洲Point Piper一带的豪宅，人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太子党》一书还指出，在投资银行和私人投资圈子里，最有名的太子党有主管宣传的头子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据与之有接触的中国商界人士们说，其他九常委的孩子都在积极的寻求商业机会。他们包括党的统战头子贾庆林的儿子贾建国，党的反贪头子、前组织部长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石油沙皇和安全头子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该书指出，所有六个太子党的商业运作与他们父亲或岳父的职权范围息息相关。
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竟管高官及其子女拥有权力及金钱，然而仍难留住他们的身心。近日，官方进行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动向》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不完全统计及掌握资料” 的统计:
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直系亲属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已加入当地国国籍等状况（至2012年3月31日）：
统计显示：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有187名委员、142名候补委员和113名中纪委委员的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
据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直系亲属通常指子女、兄弟姐妹。
据《新纪元周刊》报导，中国外汇存底情况出现异常变化。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6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了惊人的95%。外汇资本项目顺差约为50亿美元，是中国近15年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国务院一位官员透露，当局正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中有多少是真正投资，有多少实际是资金外流。
尽管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讨论过有关调查报告情况，中组部长李源潮在会上也说：“简直无法接受调查结果，但必须要接受严峻、沉痛的事实，这个局面是严酷、耻辱的。”而中国富豪圈内人士透露，大量资金撤离及中国高干子弟和中国富豪们外迁，是与他们无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就连John Garnaut在其《中国太子党》一书中也写到，曾伟希望他的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像他的父亲曾庆红希望的那样-远离中国政治和商业白热化的风险。显而易见，大多数收益的中共执政者及其家属也向往著和平自由的民主生活，在当今，普世价值观在中国不同阶层有着共识，北京高层顺民意和平转型还政于民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