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前夕 大喝茅台、跳舞交女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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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通宵跳舞和中共高层向毛的“伟大领导”致敬

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毛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炼钢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后,机要室西楼的后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后,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么。

过了十月一日以后,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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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着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么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么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么倒得了。王还催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后,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么讲,他们怎么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后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后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都争着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后退、前倾后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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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会议后,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穿红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着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后,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着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汉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后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后果已逐渐明显。

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后仍是最高领袖。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于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着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么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

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后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干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于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茅台酒国宴酒(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后。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么可能生产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么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借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后来土法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钣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后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于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趼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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