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从史官文化看历史春秋(组图)

中国是世界各国中唯一一个有着连续信史记载的国家,几千年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都被记录于各类史书和典籍之内,而完成这历史壮举的正是历朝历代的史官们。

史官,是中国历代设置的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他们主要的职责是记录国家的大政、重要事件以及帝王们的言行。史官出现后很长时间里,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而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有这样的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样;《周礼•春官》中记载周王室已设有五史官职;春秋时期,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的史官传统,并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设置;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但史官文化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们在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下,忠于史实,品德高尚。历代修史者要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君王只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

史官的历史和事迹体现了中华文人的节操和气节,很多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春秋末年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了疟疾病死的。太史伯不听,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见了大怒,于是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也被崔杼所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拿着竹简,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将竹简掷还给了他,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几千年的史官制度维系着中华的道德和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史为鉴,忠奸有辨、善恶有分,而中共夺得中国政权以后,完全改变了这种制度的传承,彻底颠覆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共政权战天斗地、无恶不作,为了掩饰罪行和为共产意识形态服务,大肆的篡改和歪曲古今中外的历史,把文人和史学工作者改造成撒谎的工具和帮凶。

中共按照所谓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编纂教科书,按照中共的意图任意肢解和改变中国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共出现及统治以后的近现代史,完全变成了对中共歌功颂德和文过饰非的政治宣传,从来都是先有结论,学者们后去研究、去为中共找所谓的历史考证。比如,古代史中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变成了老百姓生产力低下的幻想,儒家三纲五常的人伦教化变成了统治阶级对百姓的禁锢和迫害,历代帝王变成了残暴的独裁者;而现代史中将中共勾结苏俄、暴力夺权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胜利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将60年代初因中共罪恶造成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成是“三自然灾害”,将“十年”文革的浩劫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

中共呈现给人民的历史完全是墨写的谎言,这也是其本性使然,要恢复中华原有的面貌和史实唯有解体中共,史官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有重放光芒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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