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磨杀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利用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沙文汉（中共建政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陈修良（中共建政前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夫妇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Ｈ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中共建政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老Ｈ，老Ｈ对她说，是昆明的Ｍ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中共建政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Ｍ，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Ｍ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Ｍ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Ｍ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Ｍ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Ｓ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中共建政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中共建政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中共建政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中共建政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中共建政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中共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中共建政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中共建政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中共建政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中共建政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中共建政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中共建政后，中共建政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中共建政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中共建政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中共建政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中共建政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中共建政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中共军队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中共建政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中共建政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中共建政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中共建政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中共建政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中共建政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中共建政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