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的民国解答(组图)

80年代钱学森在讲台上（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成为拷问现代中国教育的一道难以回答的深刻命题。在钱老看来，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已逝，但“钱学森之问”仍在回响，需要关注中国教育的人特别是一再强调科教兴国的政府官员认真反省，从而突破制约民族复兴的教育瓶颈问题。

民国时代，军阀林立，政局混乱，国势衰微，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却空前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直至目前尚难以被后人超越。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和平，按说要比民国军阀混战社会混乱的时代好出许多，可就是不出大师，倒是出了不少大官。或许，正是应了时势造英雄的古话，那个时代自有孕育大师的时代契机。

民国时代政府控制力不高，大多是出身卑微的军阀割据一方。教育大计自然也就是军阀们说了算。说来也怪，那些普遍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阀们偏偏重视教育，即使“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将军”张宗昌也对教育颇具热心。教育经费属于优先支出项目，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肯定不是现行的4%比例可以比及的），而且不论如何混账的军阀都从来不敢克扣教育经费，以真正让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国民观念落到实处。唯有张敬尧，不顾政府规定及国民感受，大肆克扣教育经费，致使教师们领不到工资，引发教师总辞职和学生总罢课运动，并最终被人民轰下台。

 
军阀刘文辉曾说过，若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图为西康省义敦县长与他的县政府。（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民国时代教授们的待遇是很高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学识。北洋政府出台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教育部于1917年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教师月薪从50银元到450银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又规定，教授月俸从180元到600元不等。教授们的薪水数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在相当不错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块银元，即便县长也不过20块银元。北洋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现代也望尘莫及，很难想象，财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乱的北洋时代，却成为教育发展和教授待遇的黄金时代。

民国时代，教授是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远比做官经商更具吸引力。除了一般劳动者高不可攀的薪水待遇之外，教授们还具有政府官员和坊间民众一贯尊重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教授们被时代赋予了开启民智与科学民主的历史责任。

民国教育体制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办学政策，使得教授们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屈从于当权者的愚民政策和淫威欺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边拿着远比北洋政府普通职员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薪水过着自己的“小资”情调生活，一边到处教学演讲唱着反调指责政府，足以说明民国政府对教育以及教授们变革国民观念的包容。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态度而辞职，他说，自己绝对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点破例，就要呈请教育部，作为痛恶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们的鼻息呢！或许，正是这样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学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会有当记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迹，才会有坚定的保皇党人辜鸿铭做北大教授的传奇。

民国时代大师辈出，可能仅是那个混乱时代最光辉的历史影像。他们有充分的办学自由，有完全的人格独立，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们不用受政府的约制，看政府的脸色，唱政府的赞歌，他们以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自觉的学术良知，自由地传播着自己的思想，中立地传播着普世的价值，而不会担心权力干预，进而改变研究方向和背叛学术良知。或许，早在民国时代，便已经为如今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准备好了完美的答案。